与二战时相比,冷战时期美国在战略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在杜鲁门执政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它不仅仅以国防部的建立为标志,整合了美国的军事力量,而且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为标志,把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力量都整合起来,在总统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执行的工作。这是在国家安全体制和整个国家制度建设中的一次重大创新,也大大提高了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判断、设计和行动能力。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对我来说,国家安全法案和加强法案的修正案的通过是我执政期间突出成就之一。”11638572正是这些法案的通过使得美国在冷战开始时就实际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效的战略系统。应该说,这也是影响冷战结果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杜鲁门看重执政期间的这个成果并不是自夸,这确实是一次国家安全制度上的重大创新。我们关注的是,自那时建立起来的美国战略系统在四十余年的冷战过程中能够有效运转,而且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今天,仍然有效运转着。它是美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基本要素。与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这是美国战略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分析美国战略要素、基本逻辑和行为的过程中,显然不能忽略这个要素。
周建明: 1952年生,经济学博士,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曾合作和主编有关美国战略研究的书有《美国安全解读》、《实力与威胁:美国国防战略界评估中国》、《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合作翻译出版的美国战略文献有《以军事力量谋求绝对安全——美国新军事革命与国防转型文献选编》、《2001四年防务评估——安全驱动的战略选择》、《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