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雷蒙德·威廉斯对其名著《关键词》里的词条思考再三的话，想必“空间”一词也本该包含在内。他应将它同诸如“文化”和“自然”一起，列在那个简短的概念清单上，作为“我们语言中最为复杂的词汇之一”（威廉斯，1985）。如此一来，我们又该如何界定空间概念而不至于迷失在错综复杂的迷宫（它本身就是一种有趣的空间隐喻）中呢？

“空间”一词常被加以修饰。这些修饰（在口头和书面语当中，它们绝大多数情况下又被忽略不提）而非空间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往往成为麻烦的根源。譬如，当我们写下“物性的”、“隐喻的”、“个人的”、“社会的”或“心理的”空间（仅举几例）等这些词语的时候，我们营造了多种不同的语境而使问题变得含混曲折，以致揭示空间含义要严重依赖其语境。与此相似，我们常用“空间”构成如下词组，如“恐怖空间”、“娱乐空间”、“宇宙空间”、“梦想空间”、“愤怒空间”、“粒子物理学空间”、“资本空间”、“地缘政治的紧张空间”、“希望空间”、“记忆空间”或“相互影响的生态空间”等（也是仅举几例，旨在说明该术语显然在无数场合中被使用），此时，该术语的使用领域设置了某种特殊界限，致使要对空间概念进行一般的阐述成为一项无望完成的任务。不过，我将在下文中搁置这些困难，并试图在一般意义上厘清“空间”这一术语的含义。既然对它的使用如此混乱，那我也希望能借此机会驱散各种错误表达所制造的迷雾。

然而，我们为进行此项考察而选择的切入点并非自明的，因为在强调某些而排除其他方面的时候，我们显然设定了某个特殊的视角。当然，诉诸哲学思维通常是某种具有特权的优先选择，因为哲学致力于超越人类行为和局部知识的各种不同领域，以便对我们所使用的范畴给出明确的定义。在我的印象里，在那些试图为空间的定义谋求某种毫无争议的出发点的哲学家之间，已经产生了足够大的分歧和混乱。况且在哲学的传统内进行空间概念的思考也绝非我的强项，因此最好还是从我最为熟悉的老本行开始。所以，我从一个地理学家的立场出发，这并非因为这一立场对空间概念拥有某种特别的专用权（如一些地理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而是因为它恰好是我工作的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我直接受到所有关于“空间”问题复杂性的纠缠。毋庸讳言，我也经常采纳其他在各种不同学术与知识分工领域中耕耘的人们以及众多地理学家（限于篇幅，恕不在此一一致谢）的工作成果，他们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上述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此，我不再打算对所有这些工作进行总结。我想仅就如下问题谈一点纯属个人的看法，即，在我探求尽可能合理地说明最让我关注的那些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意义的过程中，我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或者尚未形成）。

我多年以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在1973年发表的《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我就主张，如果我们尝试从资本主义出发理解城市进程，那对空间本质的思考将是极为关键的。在此之前的科学哲学研究中，我提炼出一些思想，并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展开了部分探讨，依据这些思想，我指出理解空间的三种方式：

如果空间被我们视为绝对，那么它就会成为某个“物自体”独立于物质而存在，如此一来，它便获得某种我们用以对现象进行区分或定位（pigeonhole or individuation）的结构；相对空间观（view of relative space）则认为空间应被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是只是由于物体存在并相互关联；第三种方式将空间看作相对的（relative），我倾向于将其称为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莱布尼茨所理解的那种空间，某一物体仅就其在自身中容纳和表现与其他物体的关系而言，它才存在，在此意义上，空间被视为盛放于物体之中的存在。（哈维，1973a）

我认为这三种方式非常值得坚持。下面我就对每一种方式所具体包含的内容做进一步扼要的阐发。

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是固定的，我们在其框架内记录或谋划事情。这是牛顿和笛卡尔的空间，它被描述为一种先行存在而又静止不动的网格，能够进行标准化的测量和计算。在几何学上，它是欧几里得所代表的空间，因而也就是在地理测绘和工程实践方法中所体现的那种空间。这是一种进行定位和分类的基本空间，即笛卡尔所指的广延（res extensa），这适用于包括你我这些个人在内的所有具体而有边界的现象。表现在社会中，它是一种私人财产权空间和其他有边界标识的辖区空间（如国家、行政部门、城市规划和网格化）。当笛卡尔式的专家以一种主人般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时候，世界就成了一种绝对空间（和时间），一切暧昧和不确定性都要从根本上加以清除，人类的计算之风大行其道。

相对空间概念主要与爱因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与19世纪被系统建立起来的非欧几何相关。在两层意义上，空间是相对的：其一、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多重几何；其二、空间结构主要取决于其被相对化及被谁相对化的属性。当高斯首次尝试建立非欧球体几何学原理，以解决精确丈量地球弯曲表面的问题时，他也证实了欧拉的判断，即精确地按照比例为地球表面的任何部分绘制一张地图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则进一步指出，所有形式的测量都依赖于观测者所采用的参照系的结构。他告诫我们，物质宇宙的共存性观念必须要抛弃了。在这种空间认知模式中，离开时间去理解空间便是不可能的，这就促使术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空间和时间转换为空—时或空—时相关性。毋庸置疑，在对以光速运动的时间过程进行考察时，爱因斯坦的重大成就是为分析像空间发生弯曲这样的问题提供了恰当方法（奥瑟曼，1995）。但是，在爱因斯坦的图式中，根据某些观测原理（与高斯发明球体几何学以借助三角测绘对弯曲的地球表面进行勘查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只是空间发生了弯曲，而时间依旧保持固定不变。以更加入世的地理学眼光来看，我们发现，处在交通关系中的空间与私人财产权空间，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完全不同的。由确定的领地边界所规定的位置和定位的唯一性，被位置的多重性所取代，这些位置与某个处在市中心的位置之间都是等距的。如果能在按成本、时间和出行方式（小汽车、单车或滑板车）来测量的各种距离之间进行区分，那么，我们就完全能够绘制出各种关于相对性位置的不同地图，甚至可以根据网络和拓扑关系（邮递员投信时所选择的路线）等来打破空间的连续性。我们知道，如果考虑到地球表面上的距离摩擦级差（differential friction），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按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能源）未必是人们想象的那条直线。而且，观测者所在的位置也起到关键作用。正如施泰因伯格的著名漫画所揭示的纽约佬那种观察世界时颇具代表性的观念，在人们想到哈德逊河以西或长岛以东的土地时，便在瞬间烟消云散。需要着重指出，所有这些相对化，未必减弱或排除了计算或控制的能力，但它的确说明，在思考特殊现象和过程的时候，我们需要特殊的原则和规律。不过，在我们试图将不同领域中获得的认识整合到某种更为统一的事业中时，确实会产生各种困难。举例来说，用以精确描述生态系统中能量流的空—时相关性，可能并不与用来描述全球市场中金融流的空—时相关性相一致；理解资本积累空—时节奏所需要的结构也不同于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空—时节奏所需要的结构。这种脱节现象，尽管很难加以缝合，但是只要我们识别出它们各自所支持的对象，也并非就是坏事。对不同的空—时结构进行比较，能够阐明政治选择的诸多问题。（譬如说，我们是支持金融流中的空—时相关性，还是同情通常被金融流所打断的生态过程中的空—时相关性？）

关系空间观念常常与莱布尼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在致克拉克（牛顿的竭力拥护者）的一系列著名通信中，与构成牛顿理论核心的绝对空—时观叫板。1651235他主要反对的是牛顿的神学观念。牛顿让人以为，即使是上帝也要居于他的绝对空间和时间当中，而不是支配空—时相关性。关系空间观进一步认为在过程之外，像空间或时间这样的事物都不可能存在，而它们只会受到过程的限制。（假如上帝创造了世界，他也会倾向于将空间和时间视为多种可能性中特定的一种。）过程不在空间之中发生，而自行决定其自身的空间结构。空间概念是嵌在或内居于过程之中的。如同在相对空间中那样，上述构想也正表明，将空间从时间中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得关注空—时的相关性，而不是将空间孤立出来。空—时所具有的关系性内涵蕴含着内部关系的思想；外部影响通过时间内化于具体的过程或事物当中（就像我的大脑吸收各种外部信息和刺激，以形成包括做梦、幻想、理性计算等在内的各种奇特的思考方式一样）。对于空间中某一位置上的事件或物体，不能仅仅根据该位置上存在着什么来理解。它取决于在其周围运动着的一切事物（就像进门来参加讨论的那些人那样，他们身上都背着从世界各地采集来的大量经验数据）。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交织在空间上的众多广泛而迥异的影响，汇聚并凝结在一个既定的点上（比如一个会议室），以界定这个点所具有的本质。此处所谈论的同一性，与我们从绝对空间意义上来理解的那种统一是十分不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我们越是接近关系性的空—时世界，测量就越是破绽百出。但是，我们何以做出那种假设呢？即假设只有空—时能被既定的传统方法加以测度和量化，它们才能存在。这就促使我们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失灵（或许称为局限更为恰当）进行有意义的反思，以推进我们对无法被测度到的空—时观念做出更充分的理解。关系性空—时观念以某种方式将我们带入这样一种处境，即即使不是将数学、诗歌和音乐融为一体，也是将它们汇在了一块儿。而这对于那些站在科学（而非美学）立场上观察问题的实证主义者或粗俗唯物主义的偏爱者而言，简直是应该加以诅咒的。在这一处境中，康德式的和解试图通过在审美理论中整合空间概念而在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进行沟通，它将空间视为真实的，但又只能靠直观才可以把握。但是，莱布尼茨在如下两个方面重新受到瞩目——即不仅作为赛博空间的先师，而且就其对心智—大脑问题和量子理论公式所采用的更为辩证的方法而言，也可作为一位奠基性的思想家——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即人们迫切要求超越绝对和相对的空间观念，超越它们更便于测量的属性，同样也超越康德式调和。然而，关系性领域又确实构成我们的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困难。多年来，许多思想家都将其聪明才智投入到对关系性思维方式可能性的探索上。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也为这种关系性观念的必要性所动，并为推动此项研究做了大量工作。1651236德勒兹在对莱布尼茨（对莱氏著作中的巴罗克建筑与折叠数学的思考）和斯宾诺莎进行反思时也得出了类似看法（德勒兹，1992）。

但是，作为一名地理工作者，我为何以及如何发现处理空—时问题的关系性模式是种有效方法的呢？答案相当简单，因为有些论题，譬如政治在城市进程中对集体记忆所产生的作用，只能借助这种方法才能得以探讨。我不能将这些政治和集体的记忆装进某种绝对的空间当中（以清晰地在一个网格和地图中落实它们的位置）；我也不能根据相对空—时观的规律去理解它们的循环，不管这些规律有多么玄妙。如果我要问天安门广场或“零度地面”意指什么，那么我寻找答案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关系性视角入手。这是我在写作有关巴黎圣心大教堂的内容时所遭遇到的难题（哈维，1979a）。而且，我很快发现，不从关系性维度着手，要读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不可能的。

那么，空间（空—时）到底是绝对的、相对的，还是关系性的？我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形而上学的答案。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认为三者兼而有之。这是我30年前得出的结论，而且至今我也尚未发现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我改变这一想法（也没有听到任何驳论促使我这样做）。我当年是这样写的：

就空间自身而言，它既非绝对的或相对的，亦非关系性的。是其中之一，还是会同时成为三者，这要视其所处的环境而定。对空间如何下一个恰当的概念，这个问题应通过相关的人类实践才能加以解决。换句话说，围绕空间本质而产生的哲学问题不能以哲学化的方式去提供答案，答案只存在于人类的实践当中。因此，“何谓空间”的问题就被替换为如下的问题，即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出不同的空间概念并对其加以运用？例如，财产关系创造出能在其中进行垄断控制的绝对空间；人员、货物、服务及信息的运动却在一个相对空间中发生，因为这种运动需要金钱、时间、能源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来克服距离摩擦；成块的土地也能捞得利润，因为它们与其他的地块发生着关联……地租形式的关系空间成长为人类社会实践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哈维，1979a：13）

存在判定在何时何地某种空间结构优于其他空间结构的规则吗？或者，我们的选择不过是随机做出的，仅仅是人类实践的突发兴致使然？具体使用哪种空间观念肯定只能视所探究现象的本质而定。绝对空间观念可以出色地解决财产定界和边界线的勘定问题，但是却无力回答我关于天安门广场、“零度地面”和巴黎圣心大教堂是什么的疑问。因此，我发现对为何选择绝对、相对或关系性结构作为参照的理由做一概括（如果仅作为一种内在考察）将是十分有帮助的。而且，我经常发现自己在实际工作中，会推定在三种空间结构中存在着某种等级规则在以下述方式发挥着作用，即关系空间能包容相对和绝对空间，相对空间能够包含绝对空间，但是绝对空间就只能是绝对空间，它就是它，仅此而已。但我也决不会信誓旦旦地将此观点提升为一种工作原则，更不用说要为它在理论上进行辩护了。我发觉，在原则上保持三种空间概念彼此之间辩证的张力并处处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格外有趣的。在空—时框架中，“零度地面”既是相对空间和关系空间，但同时又是一种绝对空间。

让我就地取材，在一个更为当下的环境中来谈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在一个房间内做演讲。我的声音所及的范围受到周围墙面所围成的绝对空间，以及演讲被安排的绝对时间的限制。为了能听到我的发言，听众必须在那个绝对的时间段步入那个绝对的空间中。进不来的人被排除在外，迟到者也将听不到我的演讲。那些在场的人被确立为众多个体——每一位都根据其当时所处的绝对空间，例如其所坐的座位——被一一定位。但就我与听众的关系而言，我同时也处在一种相对空间当中。我在这里，他们在那里。我试图在空间中通过某种可以将我的话向不同方位折射的介质——空气——与听众进行交流。我轻声发言，声音的清晰性在空间中不断减弱，到了最后一排，根本就听不清了。如果在阿伯丁装个视频接收设备，那里的人就能听到我的声音，而在此处，房间里的最后一排却听不见。在相对性空—时中，我的话被有区别性地听到。在那种空—时环境中，对我而言，在几乎完全相同的相对性位置中汇集了那么多人，所以，要进行定位就更是困难重重，第四排的听众与我之间都是等距的。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和无法听到我的声音的听众之间出现了空—时的非连续性。对室内演讲过程中发生于绝对空—时中的事件展开分析，与透过相对空时观的透镜进行观察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其中倒也蕴含着关系空间的组成元素。听众中的每一个个体为演讲中的绝对空间和时间注入了各式各样的想法和经历，它们采集于这些听众不同生活轨迹中的空—时，而且所有这些想法和经历都共存于这个房间：张三禁不住回想起早饭时发生的争吵；李四则忘不掉昨晚新闻里那些关于灾难和死亡的耸人画面；我演讲的语气和情景可能让在座的某位听众忆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伤心事；而我的某些话又可能让另一些人重温他们20世纪70年代曾参与的那些政治会议；我的言论表达了某种对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愤怒，而我实际上却发现自己一面在台上慷慨激昂，一面却在心里暗想：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所干的事儿真是既愚蠢又无足轻重。房间里明显充满着一种激动紧张的气氛，为何不冲出去推翻政府？而我后来摆脱了所有这些关系属性，遁入这个既绝对又相对的室内空间里，枯燥乏味地给大家讲什么作为关键词的空间这样的话题。紧张被驱散了，前排的人打起了瞌睡。在绝对空间中，我知道每个人的位置在哪里，但又如谚语所说，我却不知道“人们的脑袋都伸向哪里去了”。我能感受到有人是和我在一起，而有人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我又从来无法确切地知道。然而，这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不要忘记，这正是不断变化的政治主体所赖以存在的地方。关系性如果无法得到确定，就会让人难以理解，但它在所有问题中依旧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通过这个例子我欲表明，对空间性本身必定存在着某种限阈，因为我们无法避免地要同时存在于三种空间结构中，尽管三者并不像我们分析的这么均衡。我们往往并未注意到，在具体实践行为中，我们最终常常只强调其中的一种含义。在绝对主义模式中，我只做一件事，从而只得出一套结论；在相对性模式中，我会做其他的事，并建构自己与众不同的理论描述；而如果戴上关系性模式的眼镜所观察到的世界会是另一副模样的话，我也会另辟蹊径开创我的研究。我们的行为和认知，总是离不开我们所处的基本空—时结构。想想那些被我们称作“同一”而又饱含社会和政治色彩的概念，我们就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一切都清晰可辨，进入相对空—时中，事情则变得有些让人尴尬，而一旦处在关系性世界，则会出现一大堆难题。但是，也只有在这第三种空间结构中我们才能着手应对当代政治的诸多问题，因为这是个强调政治主体性和政治意识的社会。杜波伊斯很早就用所谓的“双重意识”对此发表过见解，他发问道，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两种身份体验集于一身，这意味着什么？现在，再将问题深化和复杂一下，我们要问，如果美国人、黑人、妇女、女同性恋者以及工人等不同身份叠加于同一个肉身之上，这又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相关因素是如何嵌入主体的政治意识之中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其他的身份，如移民、流浪者、游客、旅行者，以及那些注视着当今全球化媒体并带有偏好地选择或吸收其中嘈杂信息的那些人，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搞清楚这个充斥着各种体验和信息的关系性整体世界，是如何内化于特定政治主体之中的（尽管是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定位），以便决定是拥护这种还是那种思想和行动的路线。坦率地讲，如果不从关系性视角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无从把握不断变化的环境，而那里正是形成政治主体和发生政治行为的地方。

如果将空间的绝对性、相对性和关系性概念进行比较并以此作为揭示关键词的空间含义的唯一路径，那么就肯定出了问题。不管幸运与否，总是存在着其他同样有说服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近年来，众多地理学家已经指出，作为为理解地面上的有形地理而采用的一种唯物主义方案中的一个基本构件的空间概念，与在社会、文学与文化理论中被普遍使用的空间隐喻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而且，这些隐喻还被频繁地用来瓦解所谓的元叙事（如马克思的理论）和那些时间维度盛行其中的推论性策略。这一切都激起了关于空间在社会、文学与文化理论中所扮演角色的广泛争论。在此，不论在其一般意义上，还是就其与后现代关系这一特殊意义上，我都无意介入有关“空间转向”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但我本人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是十分清楚的，即恰当地考察空间和空—时，肯定会对如何表述和推进理论及认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这无论如何不应该成为厌烦任何有志于元理论建设的尝试性工作的理由[如果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将是倒退到20世纪50年代那种地理学的学术实践，而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那种学术实践中，当代英国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当时已在实际上崭露出头角（若是无意间产生的，那这种现象便也是巧合）]。故而，此处处理作为关键词的空间概念的核心问题，是指出如何将这一概念更好地整合进现存的社会、文学与文化的元理论当中，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例如，卡西尔就曾将人类的空间体验划分为三种模式，即有机体空间、知觉空间和象征空间（卡西尔，1944；也可参见哈维，1973a：28）。在第一种空间模式中，他列举了在生物学规定意义上（因而也是物质性的，并通过我们感官的特殊作用而被记载下来）所有类型的空间体验。知觉空间是指我们通过神经系统获得物理的和生物的空间体验，并将其记录到我们的脑海里。而象征性空间则是抽象的（包括像几何学、建筑结构或图片形式等在内的抽象符号语言的使用）。抽象空间通过阅读和阐释会产生独特的意义。美学实践问题在此就凸显出来。在该领域，朗格在“真实”与“虚拟空间”之间进行了甄别。在她看来，后者意味着一种“由形式、颜色等建构起来的被创造的空间”，目的是为美学实践制造作为其核心的无形化身和幻象。她认为，建筑学“是一种造型艺术，不管有意还是无心，它的首要贡献总是制造幻象：某种纯粹幻想的或被概念化的并可以被转化为视觉印象的东西”。真实空间中存在的东西能够轻易地被描述出来，但为了了解艺术作品在呈现自身时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得考察那极为不同的虚拟空间。而她指出，这又总是让我们陷入一种特殊的伦理境地（朗格，1953；也可参见哈维，1973a：31）。我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第一次遭遇到了这类观点。

在这种空间化思想的传统之外，列斐伏尔（几乎可以肯定，他吸收了卡西尔的成果）也创立了自己的三分法，提出了物质空间（体验空间、可触及和可感觉的知觉空间）、空间的再现（空间被感知和被再现）以及再现的空间（被日常生活方式所收编的并在知觉、想象、情感和意义上生动的空间）（列斐伏尔，1991年英文版，1974年法文版）。

如果我在此处关注了列斐伏尔，那么，原因并非像文化或文学领域中的许多人所猜想的那样，是因为列斐伏尔提供了一个理论原点，所有与空间生产相关的思考都必将由此衍生而来（这种论见显然荒谬）；而是因为我发现使用列斐伏尔的范畴要比卡西尔的更为上手。对我们人类而言，很简单，物质性空间就是我们同物质进行触觉和感觉交流的世界，是种体验性空间。世界中的成分、要素和事件都是由具备既定属性的物质所构成的。我们如何再现这个世界虽然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但是此处我们也不会任意地去理解或再现它，而是试图寻找某种恰当（如果无法做到正确）的方式去反映以抽象的表现形式（词汇、图解、地图、表格、图片等）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物质现实。但同本雅明一样，列斐伏尔也认为我们并非像飘浮于物质世界中的物质原子那样生存，我们还拥有想象、恐惧、情感、心理、好奇和梦想（本雅明，1999）。这些再现的空间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我们甚至还试图借助于诗歌形象、图像作品和艺术加工而呈现空间在情绪上、感情上和物质上得以再现的方式本身。在梦境中、好奇时、被压抑的欲望中、失去的记忆里，甚至漫步街头时因恐惧而突然袭来的一丝战栗或颤抖中，所再现出来的怪诞空—时场景，都能通过艺术作品加以呈现，而这些艺术品在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中却都拥有某种世俗化的存在。对于这别样的空—时世界和趣味横生的梦境，莱布尼茨同样也发现了其全部秘密。

如同我们在开始时所提及的对空间术语的三种分类一样，人们也倾向于将列斐伏尔的三类范畴以等级秩序进行排列，但是，我在这里仍然坚持，最恰当的做法还是保持列氏三类范畴之间的辩证张力。对空间和时间秩序所产生的物理的和物质性的体验，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空间和时间再现方式的中介作用。畅游在水流中的海洋学家和物理学家与倾慕瓦尔特·惠特曼的诗人或喜欢德彪西的钢琴师对空—时的体验是不同的。即使我们已多次经历过因书面描写而燃起的想象与某地真实模样之间所造成的认知落差，但是阅读完一本介绍巴塔哥尼亚的书以后形成的印象，还是极有可能影响我们在那里旅行时的感受。这些已经再现出来的空间和时间，在我们从事日常生活时叠加并缠绕在我们周围，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直接体验，还同样会影响我们理解与阐释再现的方式。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秩序的物质性，因为我们对其一直习以为常而未加审视。然而，正是通过这些平淡无奇的物质生活，我们才感觉到，空间是如何再现的，这种再现又是如何为我们建构起再现的空间的（例如“在家”或在一个熟人社区，我们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安全感之中）。只有在某些事情出现严重错乱的时候，我们才会明显地注意到。我想说明，只有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会真正起作用，尽管出于理解的目的，它促使每种成分被晶化出来而成为空间和时间经验的独特要素。

这种思考空间的方式有助于我对艺术和建筑作品进行解释。就拿蒙克的《尖叫》这样一幅画来说，虽然它是一个物质性对象，但它却是从一种心理状态的角度发挥作用的（列斐伏尔再现的空间或活现的空间），它试图通过一组特定的呈现符号（空间的呈现或被感知），来承担一种物理形式（能够为我们实际的物理经验所感受到的图画这样一种物质性空间），向我们传达蒙克如何活现那种空间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他或许做过那种让我们尖叫着醒来的噩梦，而且他通过这一物理对象把那种感受成功地表达出来。许多当代艺术家利用多媒体和动感技术，创作了许多体验性空间，在其中将各种感受空间的模式结合在一起。在这里，我举出朱迪思·巴里的例子，来看一下会刊是如何介绍她投给“第三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的作品的：

在其体验性作品中，视觉艺术家朱迪思·巴里研究了私人与公共空间、媒体、社会和性别的作用、结构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影响。她的艺术装置和理论作品的主题主要限定于观察（observation），表达历史的记忆、大众交流与认知。在观测者的想象与媒体创造的景观之间，她建构起想象的空间，即对世俗社会的异化式表达。……在作品Voice Off中，观测者透过作者所展示的狭窄而幽闭的空间，在艺术装置驱动下而深入作品内部，不仅体验到电影技术而且还体验到电影艺术。被分割的投射空间提供了与不同声音进行交流的可能性。声音在此作为展现作品的一种推动力：作品使观测者通过聆听声音并对其加以利用，再辅以心理紧张程度——特别是空间在男性身上投射时所造成的紧张程度——从而传达出这一无形而又稍纵即逝的对象的内在力量。声音向观众展示出作品中的观测者如何通过声音而发生变化，他又如何试图控制声音，以及他在无法听到声音时而感到自己若有所失的全部情景。

会刊最后总结到，巴里“呈现了互动中的美术空间，这种空间在诱惑与未被澄清的反思之间滞留了某种暧昧性”（“第三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2004：48～49）。

但是，为了全面认识对巴里作品的这种描述，我们需要将空间与空—时概念复杂到一个新的层次。上面的描述当中已经有很多内容逸出了列斐伏尔的范畴，而重又借助于绝对空间和时间（展览中受限制的物理结构）、相对空—时（参观者在空间中的相继运动）同关系空—时（记忆、声音、心理紧张、无形与稍纵即逝、被幽禁的恐惧感）之间的区别。但我们又不能放弃列斐伏尔的范畴。被建构起来的空间具有物质性的、概念性的以及被活现的维度。

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在列斐伏尔所指认的体验性、概念性和活现空间的三分法基础上，对绝对性、相对性和关系性空—时再进行三重划分，这样可以实现理论上的一个跨越。结果便是形成了一个三乘以三的矩阵模型，在其中，横向与纵向所形成的各交叉点反映出对空间和空—时含义不同的理解形态。这样做，我可能会受到指责，说我限制了众多可能性，因为此处所呈现的矩阵模型自身受到了绝对空间的限制。这种反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并且，因为此处我所从事的是一种呈现实践（概念化），所以我无法对被体验或被活现的空间世界一视同仁。所以，从概念上讲，我建立的这个矩阵以及我对它的操作方式，只具有有限的效力。但是抛开这一切，我发现，对矩阵中不同交叉点上所形成的组合进行充分考察，是有意义的。而且，在绝对空间中进行呈现的优点是，它可以保证我们对现象的定位格外清晰。而且，稍加联想，我们就能够在矩阵内的要素之间展开辩证思考，因此每一种要素都被设想为所有其他要素的内在联系。我将头脑中（是用十分浓缩的纲要形式来表现的，尚未进行刻意雕饰）所设想的内容放在表14.1和表14.2中。表中的条目只是提示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读者可以尝试组建自己的条目以理解我所指的含义）。

表14.1 作为关键词的空间所具有的潜在含义矩阵

我发现横向或纵向地观察表中的范畴并对组合而成的复杂场景展开联想，是十分有益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想象位于新泽西海岸的一个富裕的门控社区中的绝对空间。社区中的一些人每天都进出于曼哈顿金融街区的相对空间，在那里，他们撬动信用和货币投资并使其运转起来，进而影响全球的社会生活；在攫取了巨大的货币权力之后，又折回他们门控社区的绝对空间中，在这里，他们享用着充足的能源，品尝着山珍海味，挥霍着富丽堂皇的各式新奇商品，享受着特权般的生活。然而，这些居民却隐隐约约体验到某种威胁，因为他们感到在美国以外的全球任何地方，对所有冠以“美国”字样的事物，正日益滋长起一种不限地域、刻骨铭心而又无以言表的仇恨，它的名字就叫“恐怖主义”。因而，他们便拥护承诺会保护他们免于这种潜在威胁的政府。但是，他们对来自周围世界敌意的感受变得日趋偏执，便急不可耐地要建起绝对的空间来保护自己，墙越筑越高，甚至还雇佣武装保卫以守护其边界。他们挥霍能源，供养防弹悍马以便每天驱车进城，但是，这已被证明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幕后黑手。大气循环模式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此时，根据备受瞩目却有失准确的混沌理论的流行说法，一只蝴蝶在香港忽闪了一下翅膀，灾难性的飓风随即袭击了新泽西沿岸，一举摧毁了那里的门控社区。许多居民在灾难中丧生，因为他们太害怕绝对空间以外的世界，所以对疏散警告置若罔闻，而不去选择逃命。这要是好莱坞大片，就有好戏看了：一位单身的科学家意识到了这一危险，设法去营救他心仪已久却一直冷若冰霜的女人，如今有感于科学家的舍命相救，女人终于献出芳心，坠入爱河……

表14.2 马克思理论的空—时矩阵

在讲述这类简单事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将自己仅限于一种空间和空—时的思维范式当中。发生于绝对空间中的行为只能从相对性方面来理解才有意义。所以，矩阵中的要素处于更为明显的辩证紧张状态，才是更加有意思的。就让我来演示一下。

在重新设计像曼哈顿的“零度地面”这一场所的时候，我们应采取何种空间和空—时原则？只有绝对空间才能在物质上得以重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必须进行工程计算（人们所熟知的牛顿式力学）和建筑设计。关于这一场所的防洪堤和承载力问题就产生了广泛争论。空间一旦转化为某种物质性的人工制品，那么对于它该如何被活现、概念化和被体验，审美就变得重要起来（康德会赞成这一点）。就空间如何被活现而言，应这样来安排物理空间，即在满足某些特定需要（商业的、感情的和美学的）的同时，还要使它在人们的情感上产生某种效果。空间一旦被建构起来，对空间的体验就会受到呈现手段（譬如导游图书和方案）的中介作用，这些手段有助于我们解释被重新建构起来的场所中被赋予的既定含义。不过，仅仅在绝对空间维度中辩证地横向移动（move across），与诉诸其他空—时结构而获得的洞见相比，收获并不大。资本主义开发商们的眼睛会火辣辣地盯着这一场所的相对性位置，并以交换关系的逻辑盘算它在商业开发中的前景。这一场所距离华尔街所拥有的支配和控制功能有多远，对那里的向心性如何，是需要重点权衡的因素；而如果通向华尔街的交通通道能在此次重建中同时得到改善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只会让土地和地面附属物增殖。对于开发商而言，这一场所并不仅仅存在于相对空—时之中：对该场所的工程再造为改变相对空—时创造了前景，从而会强化该场所的绝对空间的商业价值（如改善至机场的交通通道）。对于投入建筑环境中的固定资本所涉及的资本返还率和利率/贴现率的考虑，左右着人们的时间视野。

但是，几乎可以断定，以该场所中受害家属为代表的公众意见，会反对仅仅从绝对的或相对的空—时观念出发考虑问题并进行重建。不管在该场所中建设什么，都不应忽视对历史和记忆的表达。同样还可能存在另一种压力，即这一场所还应该表达出社区、国家以及未来可能性的意义（或许是对某一永恒真理的希冀）。同样不应该忘记这一场所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性空间关联。即便是资本主义的开发商也不乐意建造一个高耸入云并表征男性生殖器的建筑来进行挑衅，从而将他们世俗的商业关切同象征性的鼓动宣言（强调权力和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非破坏性，而这种全球资本主义在9月11日那天招来了人体炸弹）搀和在一起。他们也试图在关系性空—时中寻求富有表现力的权力。但是要进行探索的关系性质实在是多种多样。对那些袭击者我们了解多少？他们又离我们多远？不管建什么，这个场所都应表现出它与世界的联系，而且，重要的是还要对它如何表现进行思考：它是被活现为合众国耀武扬威的标志，还是全球同情与理解的象征？对这些问题的考虑需要我们具备空—时的关系性观念。

如果像本雅明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历史（是一个相对性时间概念）不同于记忆（是一个关系性时间概念），那么对于“9·11”，我们就既可以选择进行历史化处理，又可以选择进行记忆化处理。如果这一场所仅仅在相对空间中被历史化（通过某种纪念碑式的方式），那么对空间的描述就凝固化了。结果是它会排除将来的可能性和解释。这种封闭性会限制我们用以创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的再生性力量。而另一方面，在本雅明看来，危机时刻，记忆则是无法被控制而会突然闪现出来的某种潜在力量，它绽放出某种新的可能性（本雅明，1968）。因此，经历过这一场所历史的人们，对场所进行活现的方式变得不确定和无法预料。集体记忆这种松散却强有力的体验在众人身上播撒着一种城市情调，它将在动员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零度地面”无非是一个集体记忆的场所，对设计者而言，问题就是将那种松散的感觉渗透到绝对空间中的那些砖块、钢筋、水泥和混凝土当中。而且，像巴尔扎克所描述的那样，如果“希望就是记忆发出的要求”，那么要在那一场合下创建“希望的空间”，就需要在彼时彼地将记忆内化，而表达欲望的道路是敞开的（哈维，2003a：第一章）。

“零度地面”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提出了备受关注的问题，汇集于空间之上而制造“9·11”的力量是复杂的，那么，如何对这些力量做出解释？作为一种局部和个人惨剧而被体验到的东西能否与国际力量的理解相一致？在那一特定地点上，那些力量强烈地浓缩在那如同山崩地裂般的几个瞬间当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极其自私地在全球各地大肆推销其同质性的模式，而对这种做法，我们是否会在那种空间中感受到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遍不满？我们是否知晓在创建阿富汗塔利班武装的过程中，里根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向它提供了大量援助以破坏前苏联对该国的占领？我们是否了解乌萨玛·本·拉登从美国的盟友转变为其敌人，是因为美国支持了沙特阿拉伯的腐朽政权？还有，我们是否真的就认为，美国以外的那些所谓的异己分子或邪恶“他者”，只是因为美国倡导自由和解放才对其恨之入骨并设法破坏它吗？只要细心挖掘，事件和场所中的关系性空—时就能被开采出来。但它的再现和物质化方式是不确定的。至于结果，则完全依赖于政治斗争。对于重建将产生怎样的关系性空—时，肯定会发生最为激烈的论战。我在试图以巴黎公社的历史记忆为背景阐释巴黎圣心大教堂含义的时候，也碰到了这些问题。

这促使我对争论中的政治学进行审视。作为关键词，空间和空—时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运用，而以这些方式思考问题则有助于确定某些可能性条件，以便为我们从事批判时所用。这也为我们确立斗争宣言和选择替代性方案敞开了大门。它也诱使我们思考我们在物理上形塑环境的方式，以及我们再现环境并在环境中生活的方式。公正地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话题，这种普遍的失败（尽管也有不少例外）通常意味着错失众多变革政治的良机。比方说，如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难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如果在过去的共产主义政权中所取得的丰碑过于缺乏灵感，如果计划时代的社区和城市像一潭死水，那么批判性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反思我们理解空间和空—时的模式，空间和空—时本可以在社会主义的计划实践中发挥功能，却被附加了不必要的限制和约束。

上述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论争。而马克思本人却是位关系论思想家。在1848年的大革命形势下，马克思担心过去很可能像梦魇一样压扁活人的脑袋，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彼时彼地如何创作未来的革命诗歌（马克思，1963）。当时，他还请求卡贝不要把那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追随者带进他的新世界。马克思当时断言，伊卡利亚人只会移植从外部经验世界内化而成的态度和信仰。马克思建议，他们应该作为优秀的共产主义分子留在欧洲，并参加那一空间中的革命斗争，尽管一直存在着如下危险，即“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小角落里”所发生的革命，可能会被它周围的全球力量所镇压（引自Marin，1984）。

列宁毫不掩饰地对马赫唯心主义的表述模式表现出懊恼，而试图强化与牛顿相关的绝对和机械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将其视为科学研究唯一正确的唯物主义基础。列宁这样做，恰逢爱因斯坦同样是唯物主义的相对论声名显赫之时。列宁的僵硬理论经过卢卡奇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被改变为一种更加柔软的历史和时间观念。但卢卡奇对于自然关系的结构主义看法，受到了魏特夫的有力反驳，魏氏恪守那种坚定冷酷的唯物主义观，最终陷入了环境决定论。而在汤普森、威廉斯及其他一些学者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他们对于时间维度不同程度的青睐，尽管空间和地方在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威廉斯《布莱克群山里的人们》这部小说中，空—时关系是核心主题。威廉斯以它作为叙事线索，直接强调因不同空—时体验而形成的不同认知方式：

如果要认真地考察生活和地方，则完全需要一种对生活和地方的强大情感。聚苯乙烯模式及其文本的和理论的等价物，与它们重构和模拟实体是不同的……在图书馆的书和地图中，或者在山谷的房子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历史，基于共同的证据和理性的研究，这一历史可以在任何地方翻译出来。然而，他只是不得不向群山继续前进，去追寻一种不同的精神来坚持己见：倔强的土著和本地居民，奔向一种更广泛的共同之流的彼岸，在那里，触觉和呼吸代替了记录和分析；不是作为叙事的历史而是作为生活的故事。（威廉斯，1989：10～12）

对威廉斯而言，只要攀爬在群山里，相对性就活跃起来。与在档案馆里形成的感觉相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和体验。有意思的是，只是在这部作品中，威廉斯才暗示出他理解了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的传统内，除列斐伏尔和一些地理学家之外，对空间与时间问题的理解，眼界一直都不够开阔。那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阐释以及使用过程中，这些空间和空—时观念是如何被更加周密地整合进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撇开那些繁琐的细微差别，也不打算过分计较那些可能产生的误解，而只想直截了当地展开论述。

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即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切与使用价值有关的东西都处在绝对空间和时间的范围之内。作为个体的工人、机器、商品、工厂、道路、房屋、实际劳动过程、能源消耗及所有相关的东西，都可以在牛顿的绝对空间和时间框架内得到定位、描述和理解。而一切涉及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存在于相对性空—时当中，因为交换引起了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人群等跨越空间与时间的流动。真正有意义的是无休止的循环和运动。正如马克思所发现的那样，交换由此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界限（马克思，1976b：209），它将永不停息地重塑我们每天所在的生活之网。货币降临人间之后，在世界市场（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物，而是持续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相对空—时中，这种“打破”则意味着交换关系可以在愈加广袤和更富有流动性的天地间展开。资本的循环与积累发生于相对空—时中。然而，价值却是个关系性概念。因此，它的所指就是关系性的空—时。马克思指出（尽管让人颇感意外），价值虽不是物质性的，却是客观的。“商品价值的客观性中不包含任何一个物质原子”，因而，价值不会“大摇大摆地在脸上贴上自己是什么的标签”，而是将它的关系性本质隐匿于商品拜物教之中（马克思，1976b：167）。我们把握它的唯一方法，是借助于那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我们通过生产和交换的东西相互联系）形成物性关系以及物与物之间（在我们所生产和交换的东西身上形成价格）形成社会关系的怪异世界。简而言之，价值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此，除非借助于它的表现，否则价值就是无法度量的（任何试图直接检测价值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在世界市场的空—时中，无数的劳动过程在资本积累的（或与资本积累相关的）环境下被组织起来，而价值则内化了这些过程中的全部历史地理学。马克思通常被刻画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人们认为，对他而言任何非物质性的东西都是可憎的，所以，当人们发现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不是物质性的却是客观的”时候，难免会产生惊讶。我顺便强调，这种关于价值的关系性定义，使得所有企图对价值进行直接测量的本质主义尝试，看起来要么是自作多情，要么就是哗众取宠。社会关系只可通过其表现来评估。

如果我对马克思范畴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这足以说明，任何一种空—时结构都不具有优先性。三种时空结构间必须保持辩证的张力，正如马克思理论中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之间辩证地交织在一起一样。例如，没有在绝对空间和时间的无数位置上所发生的具体劳动，就不会形成相对空间中的价值；同样，离开通过全球市场的相对空—时而链接起来的无数的交换行为和不断的循环过程，不是物质却客观存在的价值也无法形成。价值因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内化了世界市场中具体劳动的整个历史与地理，它展示着在整个世界舞台上被编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但非唯一的阶级）关系。标识价值中的时间性是重要的，不仅因为过去的“死”劳动是重要的（包括建筑环境中拥有物质形体的东西在内的所有固定资本），而且还因为价值形式中内化了无产阶级、原始积累和技术发展的所有历史轨迹。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还不得不承认总是决定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与道德的因素”（马克思，1976b：275）。故而，我们发现马克思的理论运演是很特别的。纺织工人在绝对空间和时间中，通过消耗具体劳动而将价值（即决定着关系的抽象劳动）转移到布当中。当世界市场的生产状况导致某一绝对空间和时间中的纺织行为无价值可实现时，纺织工人被迫停止织布，工厂停工，而此时价值关系的客观性力量却被保留下来。

尽管这一切看上去都是明摆着的，但是，如果意识不到马克思理论中所包含的不同时空结构的交叠，概念混乱就在所难免。譬如，对于所谓的“全球一地方关系”的众多讨论就制造了大量的概念混乱，原因即在于没能领会其中所涉及的不同空—时相关性。我们不能说价值关系导致了工厂关门，这样说就等于将其视为某种外在的抽象力量。在相对性空—时交换过程的中介之下，中国劳动力具体状况不断发生的变化，以下述方式改变着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比如可能终止了墨西哥的某种具体劳动过程。

到这里，我主要是沿着上述矩阵的左边而将精力放在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辩证解读上。而我最初观察这个矩阵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的物质性是十分明显的。但这如何被呈现和理解？物理上的描绘是很容易做到的，但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得以在其中展开的社会关系同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薪劳动者被概念化为（矩阵中的第二竖栏）为资本家阶级生产剩余价值的阶级，它被呈现为一种剥削关系。这意味着劳动过程被活现为（矩阵中的第三竖栏）异化。在其他不同的社会关系里（如社会主义关系），通过集体协作，工作被活现为（即被再现为——译者注）创造性的满足，被概念化为自我实现。工作甚至无须使对象在物质上发生什么变化，目的只是以不同方式被再次概念化和活现。想想看，这正是列宁在前苏联的工厂里倡导采用福特主义时所希望看到的。而傅立叶则认为工作应当如同游戏，表达人类的欲望，并被活现为崇高的快乐，为实现这一理想，工作过程的物质属性应进行彻底重构。在这里，我们必须得承认存在多种相互竞争的可能性。比如，布洛维在其《制造同意》中，发现他所研究的工厂中的工人并未普遍地将工作体验为异化（布洛维，1982）。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资本家通过将工作场所打扮为扮演角色游戏的地方（傅立叶那种），以粉饰剥削观念。工人获许以某种非异化的方式参与劳动过程，这样做对资本是有好处的，因为没有异化感的工人工作通常更为高效。为此，资本家会乐于使出十八般武艺，如利用健身操、自发性的质量研发小组等花招，以千方百计减弱工人的异化感，增强工人的团体感。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实质上是正确的，所以它是规规矩矩的，总是没能或也没必要被表述为异化或政治抵抗。而原因主要在于它被概念化的方式。政治意识与工人阶级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因此，阶级斗争的部分任务就是要让人们明白使用剥削概念的重要性，这一概念化过程恰当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具体劳动是如何完成的。我仍是那句话，真正关乎要害的还是物质的、认知的和活现的三个方面之间的辩证张力。如果我们机械地对待这些张力，就会不知所措。

虽然以此种方式分析问题是有益的，但我也有言在先，即“矩阵思考”提供的机会是有限的，除非我们准备自由地、辩证地以及共时性地排列矩阵中的所有要素。还是让我举例说明。价值的基本呈现形式就是货币。货币同样也是一个非物质但客观的概念，不过，作为实际的使用价值，它必须要有具体的物质承担形式。最初出现的形式是货币商品（比如黄金）。然而，这种形式是通过相对空—时中的交换行为来实现的，只有这样，有形的货币形式才能在绝对空间和时间中成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存在。这就产生了如下悖论，即一种特殊的物质性使用价值（如黄金或美钞）不得不表现价值或抽象劳动的普遍性。这进而意味着，社会权力可以被私人占用，由此，货币就具备了作为资本而在相对空—时中流通的可能。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围绕着货币如何既作为有形的流通手段又作为世界市场中价值的表现而被制造、被概念化并得以流通和使用等这些问题，形成了诸多反题、矛盾和二律背反。正是因为价值是非物质性而又是客观的，货币才能将虚体性同有形的形式统一于一身。正是基于那种颠倒，马克思才在商品拜物教中指出，人与人之间形成物性关系，而物与物之间则承载着社会关系。作为令我们神经过敏的欲望和趋之若鹜的对象，货币将我们囚禁在拜物教之中，而货币形式固有的内在矛盾不仅蕴藏着潜在的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将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常常对金钱望眼欲穿，那种感觉会分布在不同的空—时场所中（一贫如洗的孩子驻足在店外，隔着橱窗玻璃眼巴巴地注视着里面铺天盖地的资本主义商品，而他却一辈子都不可能去碰一碰）；消费主义在绝对空间和时间中糟蹋景观的一幕幕镜头，常常激起我们的相对被剥削感。作为世界市场中的价值呈现，货币权力成为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里都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对那些不太熟悉马克思理论的人而言，这一切看上去都相当神秘。然而，我此处的目的旨在证明，理论研究（我认为，在社会、文学和文化的所有理论领域内都是如此）是如何以最小的幅度在矩阵内甚至以外的所有要点上发生一贯而又必然的移动的。移动越多，我们的理解就会越深、越广。在这个体系中，不存在孤立而又故步自封的领域。辩证的张力绝不是不能触碰的，它们必将被不断地扩展。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留几句忠告。近年来，包括地理学家在内的很多学仁，都欣然接受了关系性概念和关系性思维方式（尽管尚没有十分明显地体现在空—时相关性上）。这种动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化和后现代转向有关，当然这既重要也值得赞许。但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地理学因为将精力仅仅集中于绝对和相对的空—时，只关注空—时的物质性和概念性层面（而避开了活现的和关系性的空间），所以限制了他们的理论视野；而现在情况则反过来，即只关注关系性和活现的空间，仿佛物质性和绝对的空—时无足轻重，这同样也是危险的理论倾向。仅仅观察矩阵的右下角与只把目光投向左上角，一样会产生误导，造成思想狭隘而缺乏说服力。恰当的做法是，在矩阵的所有位置上都使得张力保持辩证的运动，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关系性含义（如价值）是如何内化于在绝对空间和时间中形成的物质性的物体、事件和实践（如具体的劳动过程）当中的。再举例来说，我们能就体现“零度地面”相对性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设计展开漫长的讨论，但是，在某一点上，有些东西又不得不在绝对空间和时间中得到物化。场所一旦建成就获得了外形上的“持存性”（怀特海语）。它一方面总能对那个物质形式的含义进行再概念化，以便人们能以不同方式将其活现出来；另一方面，在绝对空间与时间中构成的单纯物质性又拥有自己的威力和影响。同样，政治运动虽然有志于在世上展示某种力量，但是，如果不以物质性的面貌出现，也很难取得效果。譬如，激活无产阶级或发明大众这样的概念以起来反抗，无疑都是值得称赞的想法。但是，除非真实的身体在绝对时间中的某个特定时刻，踏进西雅图、魁北克和热那亚大街上的绝对空间里，否则，不会有人知道那些概念到底意指什么。米歇尔·顿凭直觉洞察到，权利如果无法在绝对空间和时间中具体化，则无任何意义：

如若城市权利是种呼吁和要求，那么，只有在出现这样一种空间，即这种呼吁和要求能从该空间之外以及在该空间之内被看到，呼吁才能真正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而要求才能产生影响力。在公共空间中——街道角落旁或公园里，出现骚乱或游行的街上——政治组织可以向更多的受众展示自己，发出呼吁，要求某些权力。社会组织可以创造公共空间并在其中声张要求，从而也使自身转变为公共组织。

米歇尔（2003：129～35）正确地坚持认为，公共空间“是物质性的”，它“构成一种实在的场所、地点和广场，而政治活动从那里并在其中进行流动”。只有当关系性空间同物质性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绝对空间和时间相联系时，政治才能活跃起来。无视那种相关性，政治就无法切中要害。

理解空间如何可能，以及不同的空间性与空—时相关性如何发生作用，对构建独特的地理学想象意义重大。但事实证明，空间毕竟是极为复杂的关键词。空间其实是个复合词，拥有多重理解维度，所以，任何一种特定含义都不能脱离所有其他含义而得到确切的理解。但也正是这一点，赋予该词——特别是当它与时间联袂时——如此丰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