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闵祠的重建并非民间宗族力量单方推动的结果，也非单纯“赎罪”和“复仇雪耻”感的行为外化，其实质是由国家、村落政权、地方人民和地方文人共同促成的结果；各方积极介入，谋求文化商谈，彼此借助对方或集体架构以表达自我。也就是说，同一行动表象背后兼容了多元声音，多元声音可以在同一个活动里各自获得不同的意义。尤其是，国家通过闵祠的重建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引领并控制小传统的路径。作者以此对话了景军所描述的大川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