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中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663920同时法国年鉴学派也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对当下问题的思考，往往不能过分纠缠于现实呈现的各种表象，更不能仅从对这些表象进行初步的考察就急促地得出主观的断语和结论。探询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在时代的变迁中厘分问题的转向与行进的路径，进而达成对当下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将事物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或结构序列中进行定位和思考，或许是我们得到真知的一种基本途径。本书对疾病政治发展逻辑的挖掘以及基于疾病而形成的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的理解与诠释，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展开的。

在本书的陈述过程中，笔者一直试图对下述问题进行厘清和作出回答：为什么在历史的漫长时期，人们对加之于身的疾病以及疗治总是出于默然，而没有将之视为一个问题——一个需要诉诸他人、社会甚至国家的问题来加以表述和呈现，而在当下它则发展成一个公众共同关注并不断言说的中心？这种转换是在什么逻辑下产生的？一直高高在上的国家为何开始摆脱其严峻的权力的脸孔，要俯下身来关照一般民众生老病死这样的细枝末节，以及它又以何种姿态和方式卷入其中？国家的这种照拂是否就此解除了所有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它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回应及挑战？如果国家注定必须参与到疾病的诊治过程之中的话，那么，怎样的干预模式乃至制度才是有效的和适合中国国情的？

然而，笔者更为关注的问题是：这种医疗史抑或医疗政治史的回溯与观照，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种怎样的现实起点和历史过程？在这个长达百年的艰苦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种怎样的共同认识——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那些曾经发生过而又在当下的实践中不断呈现的基本现象，如“废止中医”或者“启蒙运动”，我们又应如何去加以体认？等等。简言之，对业已远去的历史，我们应作出何种理性的评判？而对于正在行进和还未展开的进程，我们又应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