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人的社会行动是在一定制度范畴内展开的，制度往往是以人的实践方式为其表现形式，同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人们的社会行动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通过制度这一中介实现的，同时，人们按照制度的要求进行的行动，影响、改变着社会结构的表现形态。社会行动一方面受已有的结构制约，另一方面又创造新的制度和新的结构。这就是制度与结构表现出来的动态化的基本理论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与结构关系的理论对于考察人类的社会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源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也曾十分强调社会结构在分析经济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马克思是根据社会结构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的，同时又根据制度的运行方式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雷蒙·阿隆在赞同马克思制度—结构分析方法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方法在理论方面的缺失。他指出，“今天的经济学或社会学可以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作部分有效的分析，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人和各个阶级的命运作有效的社会学分析，可以对历史作某些分析，使人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但却没有一种能把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在这种制度下的人的命运以及这种制度的演变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理论”1668692。虽然他认为这一理论不可能存在，但也未必如此。为此，探讨这一“总体理论”成为本书的中心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及其他思想家的制度—结构理论，在当今时代应被赋予新的内涵。原因在于：在马克思之后，社会结构理论除结构功能主义外，适应后现代思潮出现了解构主义、结构化理论；在制度理论方面兴起了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来看，俄罗斯、东欧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导致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冲突问题，这些都需要新的制度—结构理论加以解释。同时，探究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及时总结其教训，也必须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揭示。本章将系统地分析制度、结构的内在联系，并就制度、行动、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做深入的分析，以探究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