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在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发展战略，进行生产力部署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与指导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这种理论与学说体现为“本末”论，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关于对“本末”地位、作用与关系的认识，发生过重大的争议与变化。

“本”指农业和与之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旧称“农桑”或“耕织”。以农为本的思想是先秦诸子的共识，而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灭亡的前夜。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大国，农业是社会最古老、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古代人类衣食之源，所以在重农、重本这一点上大家几乎没有歧义，不过表述的语言不同而已。

“末”指以交换为目的的手工业和商业，这个概念产生、形成于战国时期。当时，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更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们重视、倡导的对象。他们逐渐意识到当时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对于作为他们的统治基础的自然经济，有极大的侵蚀作用，有碍于他们完成统一全国、建立地主阶级一统天下的大业。故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法家学派把“重农”思想逐渐发展成为重农抑工商、重本抑末思想。在战国至西汉中期以前，这种思想顺应了地主阶级完成统一全国，建立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历史使命的需要，故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自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作为汉儒代表，在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基础上又接过先秦法家“重本抑末”的口号以后，这两种思想开始合流，成为后世王朝治国的思想教条，成为钳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精神枷锁，其在封建社会后期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重本抑末”后来虽然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各朝各代不乏反主流的有识之士。早在西汉中期，司马迁提出了“农、工、商、虞”同为“衣食之原”1676673论；桑弘羊提出了“开本末之途”1676674，“农商交易，以利本末”1676675等本末并重的观点。到了东汉末年，王符提出了“农工商各有本末”的新本末论。北宋陈舜俞的“不为其末不可以养其本”1676676的思想道出了宋代反抑商思潮的声音，稍后的郑至道对于“农本工商末”的概念进行了彻底的修正，提出了“四业皆本”论1676677。南宋叶适指出：“四民交至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167667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也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地主阶级顽固派仍坚持“重本抑末”的僵死教条，最早批判这种僵死教条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魏源。他提出了“缓本急标”1676679论，论证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新式工商业。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王韬认为要效法资本主义国家，“恃商为国本”1676680；郑观应提出“商战”论；薛福成提出“工基商纲”论；梁启超提出“以工立国”论；康有为提出“定为工国”论。严复改造了传统的“本末”论，提出了自己的农工商关系论。他们彻底抛弃了农本工商末的陈腐之词，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业结构理论。直至孙中山制订了“实业计划”，勾勒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张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