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微观管理理论，是整个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历来受到古今中外思想家、实业家和企业家的重视。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理论产生于20世纪之初，以美国企业家福特和工程师泰罗分别创立的“福特制”与“泰罗制”为现代企业科学管理论产生的标志。其悠远的历史源头不属本书范围，姑且不论。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尽管它的产生历尽艰难，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逐渐确立，但追溯它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渊源，却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那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因其冶铁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的推广与普及而迅速得到提高的历史时代。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因而产生了工商业者这样一个新兴的阶级或阶层。他们同新兴的土地私有者——地主阶级结成反对领主制度（或奴隶制度）的同盟军，在这段新旧制度更迭交替的过程中起着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工商业的繁荣兴旺，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经营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反过来，也只有在先进的思想方法指导下，工商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繁荣兴旺的这一片沃土产生了一大批经商有道、效益卓著的著名商人及其思想代表，孕育出当时先进的工商业经营管理的理论——先秦商人的治生之学。

使先秦商人的著名代表人物子贡、范蠡、白圭等人及他们的思想赖以传世的，是西汉时期史学之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在这篇经济专论中，为这几位著名的先秦商人（及西汉前期一些著名商人）树碑立传。记叙表彰他们义利并重，商业道德与经营效益俱佳的业绩；总结、弘扬他们的经商之道，治生之术。使之成为一门中国古代工商业微观经营管理的学问——“治生之学”，从而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司马迁本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司马迁总结的这一套古代工商业微观经营管理学，经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因“重义轻利”与“重本抑末”的思想在西汉中期的合流并逐渐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和传统教条等因素的影响而渐至没落。演化为封建地主阶级立业守财、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家庭经济学，这是“治生之学”的悲哀，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哀。所幸的是，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出现和发展以及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崛起，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古老的“治生之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苏。有着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们，不同程度地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理论的同时，不忘汲取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从司马迁与先秦商人那里学习和借鉴有助于现代工商企业微观经营管理的思想真谛，做到中西合璧，兼容并蓄。他们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探索着一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体系的道路。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近代民族工商业微观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和思想史料。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还给我们留下了另一笔精神遗产，即流行了大半世纪，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相始终的“实业救国论”这一口号。这一口号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把创办实业、振兴经济同救国救亡的崇高目的结合起来，曾起过凝聚人心、鼓舞实业界斗志、获得广大人民支持民族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产生过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消极影响，历史上对它的持批判态度的评价几乎已成定论。然而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创办企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重新评述的必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历代还有丰富的政治、哲学、军事论著与史籍，并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因其思想与政绩斐然而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些人物的政治、军事管理思想均属于广义的管理学理论范畴。其中有很多主张可以移植运用于工商业的微观经营。中外近现代许多企业家在他们的经营实践中已经成功地运用过这些理论，如《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战术思想，《老子》中的刚柔相克、强弱转化的辨证施治的原则等。《孙子兵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热遍欧、美、日、韩及东南亚诸国且反馈到国内企业界。许多学者关注这一现象，并纷纷予以理论总结，关于《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的论著20多年来不可计数。

综上所述，中国古近代思想家、实业家、企业家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工商微观经营管理的丰富思想素材。这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思想渊源与历史借鉴。鉴于此，本章将评介上述古、近代的微观经营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并探讨它对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古为今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