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这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的多学科、交叉性研究。因此有必要在导论部分对与本书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内容及学科发展历史作以简明回顾，以此导出笔者自己的立论根据、取材角度和研究范围。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它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一大批殖民地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并面临追赶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课题，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当时，众多的刚刚走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既不同于已经发达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往昔西方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历史状况，它们是在已经有了少数先进的发达的工业化了的国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亟待经济发展，面临奋起直追先进国家的紧迫历史任务的一群发展中国家。它们具有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低下，存在着众多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结构中高素质劳动力奇缺和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并存；工业基础薄弱，却尚有少数结构残缺布局失衡的现代工业企业，及对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的高度依赖所形成的二元化经济；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原宗主国、超级大国和经济强国支配、欺侮的依附或不平等地位等共同特点。因而也就面临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共同问题，得到许多类似的经验和教训。如何从这些类似的问题与经验教训中寻找规律性的东西，使复杂的经济现象得到纲举目张的阐释，使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改革举措得到理论上的指导，必须建立一门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科学。这是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学界提出的任务。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虽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甚至30年代末期。据国内外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奠基人之一的张培刚先生研究考证，最早的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文，是威廉·吕彼克（Wihelm Ropke）在1938年以法文所写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一文；稍后的是P.N.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tein-Rodan）在1943年以英文所写的《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一文。而最早比较系统地探讨这一问题的专著，则是张培刚先生本人于1945年底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遂被该校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农业与工业化》一书。1677410与此同时，在20世纪40年代末，凯恩斯的学生、英国的哈罗德（R.Harrod）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多玛（E.Domar）同时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或投资决定论思想，推演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人称“哈罗德—多玛模式”。该模式的中心内容是，一个时期的投资或资本形成是下一时期产出增长的源泉，投资创造了未来生产增长的能力。增长的生产能力反过来又促成产出或收入的增长，从而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形成开辟源泉。要言之，即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哈罗德—多玛模式被视为当代发展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因为这个模式不仅消极地点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要害——资本的匮乏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而且更积极地指明，只要有持续的资本形成，就会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之后，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以对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为内容的所谓“第四点计划”，需要对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模式作出研究。为此，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于1950年提议，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成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该会曾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一个刊物，即后来在社会科学界有很大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其主编为B.F.霍塞利茨，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并逐渐发展为发展经济学派。一批发展经济学论著也相继问世。其中，W.A.刘易斯（W.A.Lewis）的《经济成长论》，初版于1955年；哈维·赖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初版于1957年；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的《经济发展》，初版于1958年；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的《经济发展战略》，初版于1958年；沃尔特·W.劭罗斯托（Walt.W.Rostow）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初版于1960年。此外，在英国出版的则有H.迈因特（HlaMyint或译为H.明特）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初版于1964年。除欧美学者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一些学者又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主义”的理论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形成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格局，美国等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控制着拉丁美洲等处于“外围”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普雷比什指出，中心剥削外围主要是通过不合理的贸易比价实现的。故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以带动经济增长，实现本国的工业化。20世纪60～80年代，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书刊，更日益增多。这门学科便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支。而且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在张培刚、谭崇台等老前辈的带领下，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了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出了一批理论成果。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独立学科，虽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无论是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分析，还是从同一时代全球的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研究，都会发现各个国家在它的不同历史时期都面临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故张培刚先生又把发展经济学分为“广义”发展经济学与狭义发展经济学。所谓狭义发展经济学，也即我们以上回溯的产生、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之后，发展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它有严格的定义域，即专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获得政治独立且经济亟待发展的国家的经济问题。而张培刚认为，“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1677411。根据这一定义，他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做最早涉及《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最早称得上真正系统的论述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过程，并预示其灭亡趋势的《发展经济学》著作。以此为基础，当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M Sweezy）于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英国莫里斯·多布（MauriclDobb）于1946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德文初版，1934年英文修订版）及其1942年的英文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都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张培刚还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也列为广义发展经济学。从对广义发展经济学的定义和所列著作看，张培刚先生是把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的经济学科来看待的。他的广义发展经济学的定义域包括已发达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及其他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张先生在他的《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的总论中还特别强调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首要地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方面来考察，探根溯源。张培刚对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像中、印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至今仍未能实现经济起飞和高速协调发展的现状深表忧虑，主张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方面去探究根源。他认为自己早在40多年前就把历史的方法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在《农业与工业化》初版的《导论》开头部分就指出：“本书是理论的探讨，同时也是经验的和历史的研究。”据此，张培刚指出：“就中国来说，要研究商品经济为何迟迟未能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何迟迟未能启动，就必须从三千多年来的封建主义制度，百余年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地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来的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体制和思想路线等等方面去寻找根源。”1677412他接着在《总论》中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不能起飞的历史原因，并把中国与西欧、中国与日本的古、近代历史发展轨迹作了比较。尽管笔者作为后学之辈，不敢对先生所作的分析表示完全的赞同（详见后述），但正是张先生这种对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与领域的扩展，和主张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变迁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论，极大地启迪并给予笔者撰写此书的勇气和力量，成为我以《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为题完成自己的著作的重要思想契机。

关于狭义的或者说典型意义的发展经济学还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源头的看法，应当说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张先生已把它拓展为广义发展经济学，并将其上溯到18世纪中期亚当·斯密那里。我国另位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从研究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的角度又把它的上源向上推进了三个世纪，直至重商主义。

谭先生把经济发展思想定义为“涉及国民经济增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问题的原理、学说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政策推论。这些原理、学说和政策推论或者是比较系统完整的，或者是比较片断零碎的”1677413。他认为经济发展思想的发端是重商主义而非更早，原因是西欧各国的“中世纪”（即封建社会）是一种静态的循环流转的社会，难以产生经济扩张的客观条件。在这种静态社会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既缺乏生产资料占有者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强大动力，又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充足的发展生产的资本，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水平低下、墨守成规、分散狭窄的状态，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探索经济增长问题的思想是不可能出现的。

当重商主义兴起之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逐渐从封建母体中脱胎而出，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以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在这一规律支配下，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必然考虑经济增长问题。因此，经济发展思想是与资本主义同步产生的。谭先生认为，在14世纪之前，尽管西欧一些学者也曾讨论过增进人们物质福利的因素，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等也曾谈论过奴隶社会的一些经济问题，但那只是一些零散的观点，对于经济增长问题更不可能涉及。所以他认为，从体系的完整性，分析的严密性以及内容的丰富程度言，在资本主义之前不存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更谈不上系统的经济增长理论。

谭崇台先生还分析了西方经济发展思想的发展阶段与代表人物，尤其是对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当代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这一百年经济学说史的演化，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百年经济发展思想是绵延不断的，有马克思列宁的经济发展思想，有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思想，有马歇尔（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发展思想，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思想，等等。写了一部完整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

谭崇台先生的巨著是专论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的，从研究对象上当然不会涉及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但谭先生关于“经济发展思想是与资本主义同步产生的”1677414论断却表明了谭先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起源的上限甚或中国有无经济发展思想问题的看法。这一看法在学术界引起了争鸣。同为武汉大学学人的又一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著名学者李守庸教授于1993年在《经济评论》（武汉大学主办）第2期发表题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思想初探》一文，论证了经济发展思想的源头不能止限于重商主义那里，在西方，可以追溯至色诺芬；在中国，可以追溯至先秦诸子。他将色诺芬及其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经济思想中关于财富增长、关于重视农业发展、关于专业分工能增加劳动产品、关于对外贸易能增加一国财富、关于技术与劳动技能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等一系列论述与近现代一些经济学家的毫无疑义会被归入经济发展思想范围的论点作了比较。认为即使在西方，也不能把前资本主义社会看做静态不变的社会从而断言在重商主义以前，不存在任何与增长和发展有关的经济思想。接着，李文更以大量篇幅论证了中国古代存在有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李先生首先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不是处在一种凝固、静止的状态之中，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容许的范围内有所发展，那么作为这种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之一，便是不少思想家所提出过的社会经济之发展观。在这一方面，他信手拈来孔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夫之的诸多关于朝代更替进步、物质财富增长、经济发展、富国裕民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接着，李先生从“出少入多以增殖社会财富的思想”、“重视人力资源和增加农业生产领域劳动人手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保护自然资源以增殖社会物质财富的思想”、“通过对外贸易以增加国内物质财富的思想”、“依据价值规律，运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五个方面，援引列举、分析论证在中国封建社会从先秦至明清长达2500年（从孔夫子开始）岁月中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绵延不绝，发展生产、增长财富、富国富民的主线突出，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一大特色。李先生尤其推崇和高度评价司马迁的以自由放任主义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思想，把他与亚当·斯密作了比较：“尤其是倘若真的像有的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亚当·斯密所谓的富裕的自然增进’，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发展经济学’，那么似乎不妨把司马迁看做发展经济学在东方古代的先驱。”1677415

李守庸先生的论文，在关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上有两点重大突破，第一是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发展和拓宽了张培刚先生“广义”发展经济学的定义域，把发展经济学从狭义的只是研究近现代后发型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界定拓宽为不仅如张培刚先生所及的包括已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而且包括对人类社会几个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共同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研究。第二，突破了狭义发展经济学所依以为凭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学派凯恩斯主义的限定，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颇具特色的思维方式、理论范畴，因而也就有自己源远流长的也颇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思想及理论体系。李守庸先生的论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本书作者作为后学之辈，上述三位先生对于发展经济学及其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论述及他们的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我是受益无穷的。如前所述，张培刚先生关于广义发展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关于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方法论，给我指明了撰写本书的方向。谭崇台先生关于经济发展思想的定义及所框范的研究内容的11个方面，更成为我研究中国古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参照系；而李守庸先生具有创见性的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思想的深刻论述，更直接地成为本书研究的借鉴与基础。本书作者还学习研究了当代中青年学者，上述几位前辈的学生严清华教授与李向民博士的新著（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从中获益匪浅。在学习借鉴前辈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作了如下努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