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市场经济使中国劳工与国家的关系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Chiu和Frenkel，2000；Cooke，2005；Ng和Warner，1998；O’Leary，1998；Taylor et al.，2003；Warner 1995；2000；Zhu和Warner，2000）。中国工人曾经受雇于国家，并受到党和国家某种程度上的保护。然而，诸如工作单位这样的提供工人福利的机构已经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被取消（Leung，1988；Perry，1997）。由此，这种曾经存在于工人与政党之间“家长式的关系”（Chen，2006；Zenglein，2008）也就逐渐消失。其次，在计划经济下的保护被改变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为了获得生存而投入了市场经济之中（Meng，2000）。在市场中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遭遇他们以前未曾经历过的劳资关系。当中国的经济紧密地与全球资本主义结合后，中国的工会却未能如西方工会一样在工作场所中发挥积极的代表工人的作用（Clarke et al.，2004；Taylor和Li，2007）。因此，在工作场所中工人与管理者博弈的力量很弱（Lee，2007；C.Chan，2010）；于是他们更容易受到资本家的剥削（A.Chan，2001；Pun，2005）。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越过工会而出现的工人反抗行为和劳动争议层出不穷。中国各级劳动仲裁部门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从1999年的120191件激增到2008年964000件（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不同年份）。此外，群体性事件也由1994年的10000件上涨到2005年的87000（CLB，2009）。工人的反抗通常都由于反对管理者的腐败、国企下岗、拒发工资、拖欠工资、反对公司惩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工伤补偿、加班费、提高工资、社保或企业工会的建立或整改等原因（A.Chan 2001；C.Chan，2009；Chan和Pun，2009；C.Chan，2010；Chen，2003；2009；Leung和Pun，2009；Shen，2007）。相关研究显示正在兴起的工人行动主义及其对政党的压力已经超出了法律和制度的框架支持，并将决定工会的发展；而阻碍工会发挥效用的结构性障碍在于工会内部的官僚化及公司工会对管理者的依附（C.Chan，2010；Chen，2009；2010；Clarke和Pringle，2009；Howell，2008a）。自2006年以来，全国总工会发起运动，要求在“野猫式”罢工充斥的外资企业（A.Chan，2006）建立基层工会，以便实现组织两亿一千万农民工的目的。这种政策变化是否会为企业工会发挥代表性作用带来新的契机？工会改革背后推动的动力是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工会遇到的困境以及解决这种困境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基于对世界瞩目的事件，即2010年5月发生在广东佛山的本田罢工事件的研究（New York Times，11th June 2010；The Observer，4th July 2010；A.Chan，2010），本文旨在从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挖掘企业工会改革的潜力及障碍。本文的研究方法以访问罢工工人为主。除了这种通过地方志方法收集的资料，本文还参考从网络、媒体、工会文件、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以及与工人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所收集的资料。在本文中，笔者认为新一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农民工已经通过参加集体抗争，形成了对结社权利较高的意识（Pun和Lu，2010）。这对全总已经产生了政治压力，从而推动了有效的工会主义，为实现企业工会有效的民主代表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企业实现有效的工会主义是对工人形成工会组织的外部支持。一方面，地方工会特别是区、县级，应该根据工会法1678445为工人提供组织层面的支持，但实际上却由于官僚化的本质和与政党的结构性整合，而未能履行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对工人的支持也在减少。这个困境已经迫使省级总工会直接介入企业工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