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会”，我要感谢李扬副院长的邀请。一直以来，法兰西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胡行长之后做这个发言，我也听到了胡行长所介绍的货币政策。现在，我们看到，世界的重心正在向亚洲和新兴世界转移，20国部长级会议召开时进行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经体现出这一点。中国已经是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印度也上升到第五位，而巴西和加拿大的席位一样，欧洲的代表席位从9名削减到了7名。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新兴市场的产出不断快速增长，但是这样一个生产力的转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需求方面的对应。

总体来说，除了由于热钱流入带来的动荡之外，净资本流量也在从新兴市场流向发达市场，很多穷国的钱被富国借去使用，使得富国更进一步消费，因此造成了金融泡沫。低通胀和流通性充足造成的泡沫，首先是因为初次分配在全球的转移，其次是金融市场在各国发展不平衡。而在这两个因素作用之下，造成了新兴经济体当中过度储蓄，还造成了很多资本流入到美国，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当中经常出现金融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

我们看一下收入方面。在中国的GDP当中，工资的占比已经从1992年的55%下降到了2008年的48%，而在美国，工资的中位数在过去15年中一直没有怎么上升。尽管在同一时期美国的GDP每年增长率达到3%，而这些变化都是由于技术和人口的变化带来的。

消费方面，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10年当中下降了10%，在美国，消费不断上升，不管是绝对数还是占GDP的比例，这也推动了美国国内对于进口的大量需求。而美国的家庭消费越多，存得越少，他们觉得自己很富裕，为什么觉得自己富裕呢？是因为他们资产的价格和地产价格都在快速地上升，而这种全球供需平衡是基于美国持续增长的资产价格泡沫之上的。说到金融的发展，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不平衡，全球的储蓄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地增长，而这种资产的短缺，造成了在很多国家出现泡沫，不管是在地产还是金融市场方面都是如此。这导致很多资本流入美国经济体，因为只有美国的经济才能够用大量的方式提供流动性好、安全的资产。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像一个磁石一样吸引了全球储蓄的流入，而且是在把美元作为国际储蓄货币的情况下。除此以外，金融创新或者金融工程的工具，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出售大量复杂的产品，这些产品看起来非常安全，但实际上已经证明它们是不堪一击的。内部监管不平衡和大量的缺失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在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看到危机背后的深层结构性的因素。现在全球收入的转移已经导致了过度储蓄，与此对应的是资产价值上升之后带来的财富效应，一种不平衡、不对称的改变在全球出现。与此同时，还加剧了不平衡，加大了资本的流动。很明显，对于一些内部因素来说，尤其是美国在放大不平衡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判断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前存在着很多的特点，现在还是会存在。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收入当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继续储蓄下来。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工资收入上的变化，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会出现一个刘易斯拐点，由于人口的压力，需求上升，需要更多优质劳动力带来一种对冲。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进程都会是持续的、逐渐的。

就市场规则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是会需要很强大的公共财政上的整合。但是这个转移可能还是会继续进行，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在欧洲，我们必须要顺应这种改变，必须要提升自己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需要提升人力资本——这是最重要的资本，并且提升研发方面的能力。而新兴市场也要面对双重任务，一个是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需要走出危机，应该把全球的储蓄更好地分配起来，我们需要注重的是妥善处理需求的问题，我们需要一致性的措施，比如在2008年和2009年恢复经济的信心。下面是我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都是出于个人的观点。

要重新达到平衡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就全球水平来说，如果要对应1%的美国消费上升，需要5%的中国储蓄，而在西方国家消费被看做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福利的重要手段。一年以前，周小川行长说过，东亚国家也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要节俭、自律。在老年人口当中，尤其注重储蓄这一点。

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也需要重新制定，并且要提升就业率。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协调，适应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这一改变，是不可能一夜发生的。在不同的国家进行技术和生产能力决策的时候，要能够面对一个正确的价格和环境，不同的国家有权利自由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汇率机制以及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有序的再平衡战略。今年7月胡晓炼副行长的讲话表明，国内要素价格和汇率的调整是相互协调、相互加强的。不同的国家通过资本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比货物市场协调更加强大，这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多样性，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偏好。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老龄化的问题，也需要让他们在以后能够通过货物或者安全的投资来获得收入。我们现在面临全球的资本市场，有一些是不对称的，全球的金融发展不对称因素让我们无法得到共同的储蓄努力方面的益处。这些不对称是有原因的，在新兴国家，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让我们感到心悸。

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在今天就表现为不同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不是相同的。完全让不同国家金融方面得到统一，并不可能实现。重要的一点是让不同的国家的金融政策相互协调。首先，不同国家的金融调控的措施需要更好地融合，不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或者巴西，现在已经成为了金融委员会的全资格成员。通过加入这个委员会，可以提升全球金融系统的效率。另外，我们需要考虑新的方法来应对全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本的控制可以暂时减少对于其资本账户的影响，甚至是会永久性地限制其汇率的不稳定性。但是，对于全球金融系统来说，这只会给别的国家造成一些压力，使它们全面降低不稳定性。非常重要的是不同的国家需要作出决定，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而且对其进行保护，保护外在的金融动荡。新兴国家不断地采取措施，扩大其外汇储备，从1990年占GDP的4%，到现在占GDP的比率达到了20%。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机制，提供流动性和多边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国际流动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控制道德风险。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找到未来可靠的国际价值储存工具。这场危机加重了资产短缺情况，有一些工具以前我们认为没有风险，但是最近发现是有风险的，这改变了全球的金融状况。2009年，周小川行长重新开始讨论，以后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超国家主权的货币，这个货币将会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在提供稳定的价值储蓄方面，我们需要建立国际工具，这个工具是一个货币篮子或者特别提款权，还是一个新提出的货币？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储备货币，能够帮助防范汇率方面的风险。25年前，当时是一种货币篮子的一部分，曾帮助我们平衡偿付的调整。

建立新的储备货币是我们面临的课题，这也需要时间，中国的同行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一点。同时，新兴国家的金融发展不断地扩大安全和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资本市场和本地的货币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有巨大的发展，似乎在地区金融和货币安排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在未来发展。在亚洲，储蓄也已经很多，这些储蓄可以在本地调用，而不是在发达的经济体调用。区域性的经济市场可以得到货币安排的补充和加强。现在亚洲国家正在进行努力，欧洲在不断地跟进。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发展，有非常成功的历史和非常好的经济货币和金融的融合。在欧洲，通过不同的危机和困难，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欧元在15年以前就没有存在，而现在却成为了全球两大货币之一。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经验会成为一个普世的模范，但是有一点非常确信，就是合作精神，这允许我们来克服很多困难和挑战，并且实现繁荣和稳定。在充满机遇的世界中，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中，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