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正在采取，今后还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恰恰迎来了中国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因此，很自然的，“十二五”规划就成为应对后危机时期中国整个的发展和宏观调控政策的集大成者。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强调的方向和原则得到进一步强调，并且深化，同时我们看到一些新的表述。所以，研究“十二五”规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应对后危机时期的战略安排以及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

在所有这些应对危机的措施中，我们注意到城镇化，这样一个长期强调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了更多的强调。因此，今天我就城镇化的推进与金融改革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探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如果就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言，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但是由于今天发展的水平非常低，从还没有实现温饱的一种水平上，向温饱发展，所以工业化很自然成为一个长期以来的主导性因素。这个时候，城镇化事实上也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城镇化是由工业化引致的，这是一种“引致性”的城镇化。应当指出的是，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就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有很多的争论，国内学者也有很多的探讨，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的一个缺陷。我认为，这恰巧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因为它使得我们避免了像拉美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早出现的大城市膨胀，以及各种各样的贫民窟遍地产生的社会弊端。中国是首先让人们有就业，然后才考虑是否移民，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现在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城市化方兴未艾，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而且逐步向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要想探讨这个新的趋势特征和给我们带来的新挑战，我们应首先回顾前32年引致性的城镇化的特征。从劳动力流动来看，流动的劳动力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去，主要是为了赚钱，在制造业中就业，赚取高的收入。因此，他们的流动格局是一种候鸟性的流动，在这种候鸟性流动的格局下，有若干特征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并不谋求移民，不谋求成为在其中工作的那个城市的居民。因此就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每年定期的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流动，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在移动，这样对中国跨地区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第二，他们所取得的收入要汇回农村去，并不主要在城市里面。所以，造成了大规模的资金的流动。第三，他们的消费活动除了吃穿等最基本的活动发生在城市，住房、医疗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还发生在农村。可以说，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格局，由工业化引致的城镇化的发展，事实上是固化了城乡的分割。

有些调查研究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相反，他们的消费结构甚至表现出低级化以及恩格尔系数上升的逆转趋势。这种情况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但是消费仍然跟不上，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虽然在城市里面赚取了比他们过去更多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延续着甚至强化着原有的消费习惯。从经济上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分散在农村，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因此就会导致有效供应不足，以及价格过高。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下乡、惠农的措施，都是非常有眼光的。我们这里有一些统计，比如就消费价格而言，2001年至2008年，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3.3%，城市上涨18.4%，农村价格水平上涨高于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供应不能非常集中，规模不经济。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就结构而言，农村家庭在家庭设施、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没有显著提高，甚至有所下降。这就解释了在二元结构下，中国总的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更有甚者，在制造业就业导向的城镇化模式下，人口的集中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这样一种集中已经显示出一些弊端，比较明显的是在经济危机之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深化和制造业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制造业吸纳农村流动人口下降，并导致全国的城镇化速度放缓。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城镇化水平是46%，如果达到70%的话，按年率1%来算，能有多少年的好日子？但是最近两年发现，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下降，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危机冲击为什么造成城镇化速度下降，是因为中国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导致的，是制造业引致的。

第二个现象，2009年财政刺激计划投入主要在中西部，它的结果就是较大程度地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环境，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很多原先要到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农民，不再进行这样一种传统路径的流动，他们可能在当地留下来了，因此，导致了东部工业发达地区产生了程度不一的民工荒。这是两个新的现象，城镇化速度趋缓，民工荒现象出现，并且长期化，是我们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事实。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的模式正在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我们会看到一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还会复制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引导城镇化的模式，但是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流动人口的成分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子女，现在已经成了农民工的主体。2010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总流动人口的60%，达到一亿以上。这些人到城市去的动力、他们的追求和父辈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是流动，去挣钱，而是要谋求在他就业的城市中待下来，成为居民。所以，农民工从候鸟性的流动，转变成移民，不仅需要要求制造业继续稳定发展，而且对城市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提出新的巨大需求，正是因为基于这样一种需求，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这个转变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意味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相当大的规模。现在农民工要谋求成为移民，就要由城市提供，由政府来提供，由社会来提供。未来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移民大量涌入，城市需要为新增居民提供住房、交通设施、水电管网设施等等，城市投资需求将会大大的增加。这些移民的增加，会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并且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这样一种人口的流动的新格局，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进一步对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作出贡献。

这样一种新型的转变，在五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由于城镇消费性的投资迅速增长，将会使得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二是会刺激整个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三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等等这样一些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会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四是由于聚集，所以教育水平得以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才会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五是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总之，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转变，它和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的转变是一致的，并且是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镇化主导，将使得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得以持续，这是我们必须确认的一个事实。好在中国仍然具有高储蓄率，这样一个高储蓄是能够继续支撑高投资的，这是从总量而言。但是投资领域将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看这种变化怎么发生的。由于城镇化、由于人口集中，所以我们需要商业餐饮，需要社区服务、医疗卫生等行业发展。由于让居民安居成为政府的任务，因此我们就需要房地产、物业管理、市政环保等行业予以保障。由于人口的聚集，一聚集就需要分工，聚集多了就需要分工的细化，于是就需要运输、仓储、保险、信息等行业的支撑。由于城镇需要提供生活质量，所以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科技教育等行业都会发展。总之，服务业会有非常大的发展。

换言之，投资引导中国经济这样一个总格局没有变化，但是投资的领域将因城镇化模式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从投资资金的性质上来看，工业化主导的投资和城镇化主导的投资，性质上非常不同，区县不同，风险不同，商业可持续性不同，需要价格和收费的环境不同，需要税收的待遇不同，因此这样一种转变意味着投资的性质发生变化。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下面从三个方面来看所需要配合的主要领域。

第一，要应对城镇化大发展需要做的金融方面的配套改革，就是纠正扭曲的资金供应结构。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也就是说，我们储蓄的动员、储蓄的分配，都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进行。这样一种动员储蓄和分配储蓄的机制，有利于推动工业化，但并不非常适合城镇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是短期存款，而用之支持长期投资就有一个期限错配的问题，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也这样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说，工业化的项目由于是商业性项目，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相对较短的投资回收期。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投资商业化的性质并不明确，而且需要的资金非常之强，比如盖一个医院，盖一个养老院的回收期，比盖一个钢厂、一个水泥厂的回收期长得多。所以在这样一种结构下，资金的来源、区县结构的错配问题会更加突出。二是如果过多使用银行贷款，会显著提高企业投资项目的杠杆率，从而增加潜在的风险。今天说杠杆率，危机已经延续了三年，在后危机时期，我们仍然面临着在严峻挑战的环境中说杠杆率，我想不用多说，都知道它的危害性，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就是杠杆率过高。而依托这样一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自然结果就是提高杠杆率，提高杠杆率是我们要防止的，要严防的。目前，中国保持着渐进融资的格局，前面我们讲到以银行为主，这样一个等价判断，就是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在中国的投资领域中、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着资金结构的失衡问题，也就是股权性资金少，债务性资金多，从而中国整个经济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使得我们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些迫不得已、而且从长期发展来说是危害性的一些措施，比如降低投资项目的资本金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在反危机的过程中，不得不提高杠杆率，而杠杆率高是导致危机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当然，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窘迫，但是我们应当高度警惕。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居民、企业、银行、政府的四张资产负债表都呈现杠杆率提高的趋势，这种趋势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由于这种现象在市场上有一些非常清晰的反映，危机中现金为王，就是说谁手头有钱谁就为王，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股权投资为王。一个项目摆在那里，谁能用股份的形式进入，谁就有主导权。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管齐下，有一个观点需要强调，说到这个问题，大家自然而然说发展资本市场，但是迄今为止，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是资本交易市场，对于作为交易市场的基础的资本形成的市场，我们给予的重视是不够的。所以，下一步应当前移，前移到强调资本形成。

第二需要强调途径，我这里列了五个途径：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在中国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民营资本的发展功不可没，因为中国现在规定，民营资本的投资不允许用负债的方式，不允许贷款，所以它们的投资基本上不会形成负债，会形成股本。三是在中国总体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引进外资，这个情况一直被质疑，如果从资金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个很矛盾的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因为引进外资主要是FDI，而FDI是形成资本的。四是集合投资，PE、VC获得大发展，也在此得到了解释。2009年PE行业新增规模大概1万亿，这是非常大的规模。五是金融创新，鉴于中国是以银行为主，以银行为基地的各种各样用于转变债务性资金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都应该得到支持。

应对中国城镇化模式发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地方融资平台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之突出，以至于一些国外的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下一步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于地方融资平台采取了非常合理、非常理性的态度。

首先，地方融资平台产生、发展，在危机中得到进一步扩张，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一方面中国进入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而城镇化主要的任务在地方；另一方面，地方上基本控制不了金融资源，它们的财政资源也是非常短缺的。所以，没有钱，但是需要做这么多的事，因此绕过各种各样的规定，地方性的融资活动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由于是在绕过现行管理框架的条件下来从事这些活动，这些活动自然就存在很多风险，一是产生有必然性，二是中间有风险，基于这两个判断，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解决的问题就有了目前这样一些措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五类，有一个基本的概况。我们认为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是中国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它事实上显示了我们整个金融结构中的矛盾，因此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就有一个分类处理的方案方略。现在地方融资平台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有商业可持续性。二是本身有一定的商业性来源，但是需要第三方还款才能够支撑的。三是基本没有现金流以及可能损失的项目。分类解决办法，应该是很明了的，对于第一类、第二类应当给予支持，让它明确化，让它浮在水面上，给它一定支持；对于第三类我们要高度关注，要想办法采取措施，地方政府要在中间承担重要的责任。

最后一个问题，需要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很多新的提法，其中有三个提法：一是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在中央一级里，对于地方政府金融的发展以及管理体制问题是第一次提出。这个目标的提出，充分考虑了我国幅员辽阔、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都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考虑了城市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考虑了完善我国金融和财政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就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和要求之后，慎重地提出了地方的金融管理体制和地方金融发展问题，在这个文件中这是关于金融方面新的提法。发展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有很多的内容，其中之一是发展市政债券市场。二是深化政策性银行体制改革。当然政策性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一直在提，但是在危机之前，对于银行体系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就是把它们改为商业性金融，而且这个措施已经采取。在“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重提政策性银行体制改革，这是政府面对危机的新挑战，面对危机过程中揭示的问题作出的新的举措，这样会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三是建立多层次的区域性中心。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在规划中提出，但是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命题的提出，就蕴含着中国可以有若干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在谋求建立自己的金融中心的活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网络经济的条件下，多中心应该是可能的。

总之，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从发展要素来说已经转移成城镇化为主导，而对城镇化为主导的发展路径，现有的金融体系不能完全有效地支持，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进一步下功夫。如果金融体系的改革有效的推进，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中国将会进一步地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会对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