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最先提出的，开始只是在学界讨论，但是今年成为全社会都关注的一个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现象，一是因为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到“新生代农民工”，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总量在我国已经达到上亿人。与此同时今年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全社会对这个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上半年在富士康企业连续发生了十几起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跳楼事件，这个事件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因为大家都在探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青年农民工舍弃自己的生命。有的说是管理问题，因为这个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几十万人集中居住，采取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工人加班加点，业余生活枯燥。有的甚至指责媒体的报道起到了一种诱发模仿行为的作用。还有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心理也变得脆弱。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还是有它深刻的背景，包括劳动关系、供求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与这个事件同时，今年以来已经连续发生了数十起企业里新生代农民工集体停工事件。

另外，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去年的春节之前，中国还有2000多万农民工因为失去工作提前返乡，当时很多人预计，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两三年内失业严重的情况将会一直笼罩着我们。但是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又重新出现了自2004年以来间歇性出现的“招工难”问题。大家也在探讨，这种巨大的转变究竟是由于经济的迅速恢复，还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真的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在中国主要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与国外讨论的“第二代移民”是不同的。“第二代移民”的概念一般指他们的父亲已经作为移民迁移了，他们和父辈有血缘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有一部分人父辈是农民工，多数人的父辈还是农民。但是这一代人有几个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特征：一是他们出生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快速上升，他们没有经历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坎坷，他们对未来充满着高度的期望；二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开放的时代，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远地高于父辈；三是他们多数生活在小家庭，更受父母的宠爱，农村家庭的平均人口也在减少；四是他们很多人没有农耕的经验，他们不愿意再返回农村生活，他们希望过城市的新生活，但实现这种期望在现实中遇到各种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如果说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资本、技术、劳动力这三个要素当中，我们还是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低成本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那么未来20年新生代农民工恐怕仍然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们把从业人员的年龄段与职业群体做了一个交互分析，发现干部、管理者、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群体在不同的年龄段里的分布，占的比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唯有两个职业群体在不同的年龄段的分布中变化非常大，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农民现在是明显成为一个老年人的职业，所以在1938～1956年出生的全国从业人员当中，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占57%。而在年轻一代，也就是1977～1991年出生的人群当中，农民只占25%。但是作为工人群体，越是年轻的人群里面占的比重越高。所以农民的老化和工人的年轻化是职业分层里主要的特征。

到底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有的人很形象地说，现在拉着拉杆箱进城的农民工，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工。从客观指标来看，他们的平均年龄更加年轻是最明显的特征，更主要的是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老一代要高很多，平均工资水平也要高一些。在一些主观指标方面，比如说社会政治态度，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民主和维权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到底是留在城市里还是回到农村去的选择方面，都和老一代农民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

到底是什么影响着农民工的行为选择和社会态度？在分析模型当中，首先，收入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收入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本身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代际差异，一个是经济社会地位。最近几年，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过去是分割的，分为白领市场和蓝领市场，如果说白领市场是大学生竞争的市场，蓝领市场是农民工竞争的市场，过去他们之间的工资差异有1500～2000元，但是近年来这两个群体的差异在迅速接近。现在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在1500～1600元，但是大学生初入职的月平均工资下降到2000多块钱，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在接近。单纯用收入本身的因素，很难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现在的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

另外一个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行为和态度的因素，就是经济社会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期望和评价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很多，他们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的比例要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很多。但是他们所处的客观位置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仍然是在城市当中处在社会底层，这种较高的期望和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在心理上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中间变量，就是生活压力。收入对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决定性的影响是通过生活压力这个中介变量才能够实现的。而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来看，主要的并不是来自于收入的状况，而是来自于他们能否实现他们在城市里生活的希望。面对高房价以及在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工作了若干年，仍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问题，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又和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几十年，正好赶上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增加、整个社会负担系数（老年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下降的时期，改革开放是遇到了一个好时候。但是，按照现在基于假定前提（比如说妇女总和生育率、自然增长率）的预测，到2020年，也就是中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那一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增量将转为负增长，而老年人口的比例将大大增加。理论上讲，中国还有很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按照18亿亩耕地计算，中国大概需要1亿多农民耕作这些土地。理论上现在还有3亿多农村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2亿多人可以转移出来。企业里面招工需要的人员多在17～25岁这个年龄段，虽然有大量农民，由于农民的老龄化，这些人理论上可以转移出来，实际上转移出来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有个匹配问题，并非一切都是由劳动力总量供求关系决定。

中国以后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是，在农村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存在的同时，城市里面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招工难，或者说在存在较高失业率的同时，会出现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这种短缺会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对自己权力维护的渴望，劳动关系的冲突也可能会有所加剧。现在来看，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将在大约十年期间到来，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要转到负数，一个是老年人口的比重会较快地进入上升的渠道。在“十三五”的初期会产生这样一个变化，我们必须为那个时期做好准备。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的政策含义有几条非常关键。第一，要尽快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力培训。现在很多人认为改善农民工的情况就是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标准，但是最低工资水平标准有时候和失业是此起彼伏的关系。当工资水平被人为地定得很高，那些微利的企业就会减少劳动力的使用。现在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由于供求关系不匹配，产业结构升级，很多技术性的产业农民工干不了，很多我们需要的技术工种还招不到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对农民工的培训会增加我们整个劳动力的素质，这对我国进一步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有巨大的作用。说到底，经济的增长还是要靠平均劳动率的提高。第二，加快消除那些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要把新生代农民工转化成新的市民纳入城市发展规划。这就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等。现在不用说农民工了，就是大学生在城市工作想买得起房都非常困难。城市化不是“土地城市化”，不能只有地铁、高铁、高架桥的设计，要有人的城市化的制度设计。第三，关于罢工规范化和法制化，要建立起一个集体谈判的机制。广东省现在正在筹备制定关于农民工集体停工的规范或者立法，到现在国家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要认识到，这个过程是必然经历的，要把它纳入一个法制过程，要让企业的农民工、老板各得其所，要通过集体协商建立一种和谐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