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相伴而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相伴而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极大地改变了古老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历史面貌。而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种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值得研究。

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密不可分。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这两大口号为思想武器，锋芒所向便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主流文化。它从根本上撼动了封建主义主流文化的至尊至上的统治地位，撼动了其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便为中国思想界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运动，包括辛亥革命所未能成就的一件大事。随着思想闸门的打开，不但促进了西学的进一步传播，而且更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不仅如此，随着思想解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推动了中国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在五四运动当中及其以后，走上了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民主两大口号，尽管是从西方启蒙运动中引进的，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被赋予强烈的时代内涵。这里所讲的科学，就是要冲决封建愚昧的思想牢笼，勇敢地去追求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科学真理。这里所讲的民主，就是要冲决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勇敢地去追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发展道路。很明显，倡导科学、民主精神，是实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时代主题的具体体现。这种由中国近代社会所造就的文化气象，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极为可贵的思想文化氛围。

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中，不仅要实现政治革命和经济基础的革命，而且要实现文化革命。这不仅是因为这是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中国，维系统治阶级的不仅有其经济基础和政治根基，而且还有文化根基。不从根本上铲除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用新民主主义文化取而代之，便不可能真正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革命要有文武两支队伍，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有文化革命的开展相配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始终看到对于文化纲领、文化发展的探求。这是一条重要的发展脉络。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当一种思想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丧失了统治地位之后，并不意味着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就此停止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并不是简单地“一打”就可以了之的。在撼动了封建主义主流文化地位之后，也就合乎逻辑地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的任务，以此来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实际上，也就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郑重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个历史任务，至今仍在努力完成。

其实，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文化建设本身。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许多重要思想、命题和概念，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运用，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大胆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果。从“实事求是”到“以人为本”，无一不是三者兼而有之、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至少有两个结合点。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系统地发掘、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文化和中国气派结合起来。

再次，毛泽东对两大古老命题的新阐发证明，从中国古代思想当中发掘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一般总以为理论创新总是和新事物相联系，其实，挖掘旧有事物中的精华，加以时代的、科学的阐发，同样可以起到创新的作用。毛泽东对两大古老命题的新阐发，就是典型例证。

一是对知行关系的阐发。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副标题便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篇文章从知行关系破题，到总结归纳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结束，将这一古老的命题赋予辩证唯物论的意义，成为《实践论》的核心命题之一。

二是对中庸思想的阐发。毛泽东在1939年2月20日写给张闻天的信里，谈到他对中庸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表示赞同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提出的观点，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挖掘中国古代思想精华，其作用不仅是在用典上，或者说不仅是用其中国形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而且可以用这些思想精华来充实马克思主义，推动理论创新。当然，在这同时，也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它，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

最后，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现象，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有助于我们认清在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当中，始终存在着两条紧密联系着的基本线索。一条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过程，另一条是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

五四运动以来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上述这两条线索是同时存在、密切联系的。其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就没有了灵魂，没有了主心骨，就会迷失方向，一切便无从谈起。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还必须很好地继承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很好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包括西学在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简称“两个继承”）。“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两条线索，实际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两大历史任务、两大历史课题。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际上就是实现第二个历史任务的继续。

（原载2011年6月27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