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安全责任。2008年4月，在关于“中国企业最迫切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的网络调查中，3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产品安全责任，排名第一。

作为企业，首先应该责无旁贷地向社会提供安全放心、性能合格的产品和服务。而产品和服务安全责任的履行，在目前的中国最为严峻：向社会提供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包括金融产品和服务）或虚假宣传（包括虚假信息披露），欺骗公众，漠视规则，置法律于身外，在中国企业中已非个别现象。特别是近年来，食品安全、医疗安全、投资安全等涉及公众安全的事件频频出现，根本原因不外乎企业社会责任感差、没有长远战略发展眼光、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以及法律环境造成企业违规成本太低。

遵守公共部门的法律法规，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在发达市场，违背该项责任有着高成本的经济、诉讼与声誉风险。随着企业的全球化扩展，不遵守本地与全球的法律法规，轻则损坏公司商誉，重则导致被从市场中剔除。而在企业日常经营中，产品安全责任和依法纳税，是企业法律责任的重要内容。

纳税指数。武汉作家何祚欢创作的小说《养命的儿子》，讲汉水之滨何家村的何家有三子，而整个何家主要靠次子昌农这个“养命的儿子”养家，才在乡下置起了田产、建了新房、修了祖坟。企业纳税大户，在中国企业家族中，是否也可以称得上最能养命社会的企业？当然，垄断行业企业，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大于贡献的公司，其纳税之于社会的意义是另一个话题。

税收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并服务于民生、调节贫富差距等。而企业纳税，是其“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体现。什么时候，诚信纳税成为企业的主流意识，社会的稳定和谐就不大会有问题了。当然，要让所有企业达到诚信的境界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要让诚信纳税的企业能够切实体会到纳税的好处。

本次指数编制采用的企业纳税参数，为企业实际纳税额，且不包括代收代缴部分。从表5中我们看到，在纳税指数前30位的企业中，券商有中信、国信、安信、中投、招商、联合、国都、平安、长城9家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有南方、博时两家公司，商业银行有招商、深发展两家公司，地产公司有万科、金地、招商局等企业，中兴通讯、比亚迪、健康元、香江控股等民企类上市公司亦表现抢眼。万科企业2008年缴税82.5亿元，列2008年度深圳资本圈企业纳税指数第一位，中信证券纳税额为66.62亿元，招商银行纳税59.15亿元。2007年，腾讯实缴税收近5亿元，2008年，该数字变为10.321亿元。

2008年度，整个深圳资本圈企业实缴纳税额为5851006.97万元，中位数为7346万元。包括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内，人均实际纳税8.84万元（不包括员工个人所得税，下同）。其中证券公司总人数为24736人，纳税总额为924581.35万元，则人均纳税37.38万元；基金管理公司总人数为2151人，纳税总额为228281.44万元，则基金管理公司人均纳税额达106.13万元。

中国证券、基金业处于发展壮大的初期，但仍承受着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更重的税负，5%的营业税和33%的所得税让众多证券、基金公司“气喘吁吁”。而在香港，2007年底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基金数目已达2040只，总资产净值约为10600亿美元。以往深圳实行税收减免，税负与香港基本持平，因此对基金管理公司有一定吸引力，而中国内地潜力巨大的证券投资市场，将吸引大批海内外投资者来深圳开办国际化的证券、基金公司。在中国亟须启动民间投资的情况下，基金市场的各项制度设计应秉承推动证券、基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在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应充分体现鼓励发展金融机构及机构投资者的理念。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门户，其相关政策对全国的影响举足轻重，因此在推进证券、基金业发展过程中，应充当开路先锋，积极探索合宜的税收政策。香港是亚洲投资基金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建议借鉴香港优惠政策，以吸引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落户深圳。

不行贿与公平竞争责任。“万科不行贿”的故事，媒体已多有报道。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敢公开说不行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在最近几年，像麦肯锡、朗讯、摩根士丹利、沃尔玛、德普、家乐福、西门子这样的跨国巨头也在中国纷纷堕落为“行贿者”的形势下。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通用电气的前总裁韦尔奇曾明确地表示，在追求数一数二的公司地位时，牺牲正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摩托罗拉公司在追求自己的卓越选择时，自认为“从未放弃个人尊严和尊重个人的基本信念”。杰出跨国公司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拥有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同时也慑于发达经济体内的严刑峻法和公平、公开竞争的企业精神与商业伦理。而一些跨国公司敢在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内进行商业贿赂，一方面反映出资本逐利的本性，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向中国“潜规则”的屈从。毕竟目前，盛行于中国商业领域的依然是人脉关系决定着企业的生存。

表5 2008年度深圳资本圈企业纳税指数前50名

续表5

因此，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吴晓波撰文指出，大家都知道，行贿是违法的，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做企业，“不行贿”是多么值得称道的品质。最低的法律标准竟成了最高的道德准则。在中国做企业，如果能做到以下几点，就是优秀的时代标杆了：不向官员行贿，不偷税漏税，不拖延工资，不违反标准排放污水，没有往产品里掺“三聚氰胺”。而如果在一个社会环境里，大多数人们必须通过行贿、偷税漏税才能获得利润或生存下来，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从制度层面进行更多的思考？

有分析家称，不行贿的第一层意义在于节约了企业经营成本和降低了法律风险，第二层意义则是彰显市场公平精神。当企业竞争力表现为与权力结合的能力，市场精神与市场秩序就荡然无存。企业通过行贿获得利益，不仅对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不利，也无益于社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行贿的个案有可能节约商品成本，但当行贿成为普遍激励手段时，行贿成本必然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造成商品价格的抬高。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就曾悲观地表示，商业贿赂已成为中国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毒瘤，而大家如果靠拼贿赂的力度，那么这个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就会越来越差，最后没有任何的赢家。

不过有网友评论说，万科的不行贿也会带来无尽的益处：为官者无非是图个名利，政府官员的利就不必说了，可是名对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一个地方政府要表明自己是清廉的，就会千方百计引进万科来他们那里发展；一个项目只要是万科中标，就证明主持这次项目的地方政府是清廉的，没有猫腻的。一个企业能达到这个效应，难道不是万科的成功吗？

这位网友是在提炼当代企业经营策略的要义，还是在讲黑色幽默？但另一方面，万科如此高调宣称不行贿而没有被潜规则“潜掉”，反而成为最受公众尊敬、最成功的地产上市公司之一，这又给人以什么启发？

还是来看看万科董事长王石自己的阐述：“（万科不行贿）不是在做好事，而是企业的经营原则。我1983年开始创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起来的，也有很多深刻的经验，但并不苦大仇深，一直处于主流。但我仍然意识到了尊重的重要性，对人的尊重是要给予平等的选择权，这是我成立万科时就想到的。如果行贿何谈人的尊严？我宁可万科经营不下去，也不要行贿。不行贿可能因此经营不下去，但另一方面你要考虑到中国的未来是靠行贿还是靠均等的机会？如果因为不行贿，虽然拿到比较偏的地段，或者拿地比较贵，但在未来体制逐渐完善的情况下，你会因为规范而受益。反之如果你一直因为不正当的手段而获得相对的优势，当社会逐步规范之后，则成了你面临的挑战。所以（万科不行贿）不仅不吃亏，还能由市场来给你补偿。我们现在的企业太注重功利，已把国家、责任都抛之脑后了，而这是最起码的东西。”1686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