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情况
图2 1992~1996年部分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从内部因素讲,上述几个问题的产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的问题,从外部环境讲,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和通胀压力,突出表现为大量重复建设,信贷膨胀,房地产、股票炒作和经济秩序混乱。通胀一路攀升,1994年高达21.7%。为了扼制这一势头,使经济发展回到稳定、健康的道路上,1994~1996年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大力整顿经济秩序,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扼制了通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见图3、图4)。
图3 1992~1998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CPI)的变化情况
图4 1992~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从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呈现出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其主要表现为销售不旺、库存增多、大量设备和基础设施能力闲置、失业压力加大。1998年经济增长开始明显放缓。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即从高速增长转为适度增长;从需求过剩、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转变为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见表1);从通货膨胀压力转为通货紧缩和就业压力(见表2)。
表1 1996年上半年社会供给和需求情况
表2 1998年年底就业情况
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由于1994~1996年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对金融开放、国际化采取了有序、渐进的方式,中国未直接卷入这场危机。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主要表现为:①香港的货币、股市、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占中国经济总量重要成分的出口明显下滑;②人民币承受巨大的贬值压力;③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使中国企业对外融资、境外上市受阻。
以上变化说明如下几点。
(1)中国经济放缓是中国自身发展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表现,经济周期的变化是由供给、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决定的。从中国当前供求分析可以看出,供大于求形成的总量失衡是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这一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期转入适度增长期,这个时期将持续约3年的时间。
(2)供求某种程度的失衡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随着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的调节功能,供求会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中国当前出现的供求失衡已超出了一般经济发展中正常的波动范围。其原因: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仍是以外延为主,同时技术落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期未能得以改善,使得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的推动力。二是在经济活动中非市场因素仍在起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形成了无效供给——泡沫。三是市场发育程度不够,市场竞争对投资活动和企业经营的约束力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说退出市场的机制没有形成。
(3)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出现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和经济放缓对中国的资本流入和商品出口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构成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外部因素。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中国政府一方面全力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及全球金融动荡的冲击,捍卫人民币和港币的地位,同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财政和银行分别投入10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农业、水利投资;数次调低利率、增加出口退税以刺激国内有效需求、扼制出口下滑。1998年GDP增长率为7.8%,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进入1999年后,全球金融动荡并未平息下来,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仍在继续。国内经济供求失衡、需求不足依然没有大的改善。与此同时,中国一些金融机构因不良资产和流动性问题出现支付危机并导致关闭、破产,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出口继续下滑,关于人民币贬值的传言在市场上又炒了起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长周期的表现,需要制定相应的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来度过这一调整期。这一政策优先要考虑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6%~7%,以减轻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
(2)对金融业进行整合、重组和改革,化解金融风险,避免产生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和震荡。维持人民币、港币稳定。同时努力改善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金融环境,为中国企业重新进入国际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创造条件。
(3)继续推进国企、政府机构、财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以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
1998年中央政府所推进的国企、金融、政府机构、粮食流通、住房、医疗、社会保险、财税、投融资几个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看来滞后的或者说问题比较多的是国企和金融改革。
中国现有国有企业30多万家(其中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约500家),其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提供就业7500万个,占全国职工人数的53%。因此,国有企业对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国企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新一届政府承诺“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8年是第一年,国有企业亏损额增加,亏损面扩大,1998年亏损额达1023亿元。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1998年企业亏损面由1997年的48.2%上升到49.3%,停产、半停产企业由1997年的21.0%上升到22.2%,但其中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大中型企业亏损面不到40%。
以上情况反映出以下几方面内容。
(1)在当前国内国际经济放缓、金融动荡的形势下,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出现了亏损增长的势头。
(2)企业亏损面扩大,停产、半停产增多,从一方面反映出经营状况仍未走出困境,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国企改革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因为国企改革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拯救计划,而是国家干预下的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
(3)国企改革不单纯是微观的问题,也涉及宏观方面的一些改革。为此,1998年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出台了一些政策,其中包括:①坚决卡住重复建设。国务院1998年已经停止工业建设项目的审批,并对纺织、煤炭等行业采取了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措施。②政企分开,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到1998年底,军队、武警、政法机关和党政机关已经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政府部门解除了与所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从而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③实施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这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④建立稽查特派员制度。1998年共派出两批38个稽查特派员,179个特派员助理,加强了对国企领导班子的考核、监督,对经营管理不善或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者,分别作出撤职换人或依法惩处的处理。
(4)国企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亏损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在这两方面的改革和改善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5)国企改革3年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来讲并不乐观,1998年和1999年的工作还是非常艰巨的。从目前的进展和问题来看,笔者认为国企改革可能需要比预期时间更长的时间。
新一届政府把金融改革置于重要和优先地位,计划用3年时间强化中央银行监管,加快商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并有序地推进金融的对外开放。
1998年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包括:①重组中国人民银行组织体系,成立中央金融工委,设立9个地区性超级分行取代原有的32个省分行,实行垂直领导,以摆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②以建行为试点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历史形成的不良贷款分离出来,以降低银行风险,提高金融效益,加快其商业化的进程。③推行国际上通用的贷款质量5级分类方法。④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按“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规范其业务范围。⑤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试办一些消费贷款的新品种。⑥把外资银行设立经营机构的地区从现在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
中国金融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①自身资产质量不好,已形成相当大的不良资产;②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关闭、破产引发了信誉危机和流动性问题;③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使国内金融机构面临更为困难的外部环境;④监管、法律不完善,市场存在无序、混乱状况和金融诈骗、犯罪活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国内金融业暴露出的问题,并坚定了进行金融整顿和改革的决心。笔者认为对政府来说,1999年金融整顿将比金融改革更为急迫。
上面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通过的历程、当前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以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所采取的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主要包括:①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启动国内市场以保持适度增长;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③解决大量失业和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④改革金融体制,化解金融风险;⑤在全球金融动荡、经济放缓的外部环境下,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扼制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下滑,改善和创造中国进入国际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的条件。
从长远来讲,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改善,主要包括:①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争取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③保持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中能否处理好上述问题和矛盾,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取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一些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主要包括:①香港的股市、汇率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②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特别是日元大幅度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③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双边贸易中,美方巨额逆差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中国获取美国永久最惠国地位和进入WTO的前景;④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融资、发债和上市状况能否得以改善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资金流动性问题能否解决等。
总体来说,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长周期的调整期,面临新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环境。从短期看有诸多负面因素。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前景是乐观的,这主要基于:①经济增长放缓将会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从长远来讲有利于改善增长的质量;②中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尚未完成,有极大的增长潜力;③经济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的体制会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此文于1999年3月完稿。全文刊登在《经济导刊》1999年第4期。作者于1999年4月在美国纽约“百人会”演讲本文)
');" class="a2">收藏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全球关注的一个热点。这首先是因为它向世人演示了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决心和成就。同时,这一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新旧体制转换所引发的震荡,利益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冲突,使许多人对这一大胆的改革是否会取得成功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在这短短的20年中,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向市场经济转轨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调节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②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期,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③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当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图1、图2)。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①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增加;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港币、人民币的贬值压力;③部分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倒闭、破产以及可能触发的全国性金融危机;④大多数国有企业仍未走出困境,亏损面和亏损额在增加。
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情况
图2 1992~1996年部分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从内部因素讲,上述几个问题的产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的问题,从外部环境讲,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和通胀压力,突出表现为大量重复建设,信贷膨胀,房地产、股票炒作和经济秩序混乱。通胀一路攀升,1994年高达21.7%。为了扼制这一势头,使经济发展回到稳定、健康的道路上,1994~1996年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大力整顿经济秩序,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扼制了通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见图3、图4)。
图3 1992~1998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CPI)的变化情况
图4 1992~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从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呈现出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其主要表现为销售不旺、库存增多、大量设备和基础设施能力闲置、失业压力加大。1998年经济增长开始明显放缓。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即从高速增长转为适度增长;从需求过剩、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转变为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见表1);从通货膨胀压力转为通货紧缩和就业压力(见表2)。
表1 1996年上半年社会供给和需求情况
表2 1998年年底就业情况
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由于1994~1996年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对金融开放、国际化采取了有序、渐进的方式,中国未直接卷入这场危机。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主要表现为:①香港的货币、股市、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占中国经济总量重要成分的出口明显下滑;②人民币承受巨大的贬值压力;③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使中国企业对外融资、境外上市受阻。
以上变化说明如下几点。
(1)中国经济放缓是中国自身发展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表现,经济周期的变化是由供给、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决定的。从中国当前供求分析可以看出,供大于求形成的总量失衡是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这一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期转入适度增长期,这个时期将持续约3年的时间。
(2)供求某种程度的失衡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随着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的调节功能,供求会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中国当前出现的供求失衡已超出了一般经济发展中正常的波动范围。其原因: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仍是以外延为主,同时技术落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长期未能得以改善,使得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的推动力。二是在经济活动中非市场因素仍在起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形成了无效供给——泡沫。三是市场发育程度不够,市场竞争对投资活动和企业经营的约束力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说退出市场的机制没有形成。
(3)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出现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和经济放缓对中国的资本流入和商品出口都产生了负面影响,构成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外部因素。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中国政府一方面全力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及全球金融动荡的冲击,捍卫人民币和港币的地位,同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财政和银行分别投入10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农业、水利投资;数次调低利率、增加出口退税以刺激国内有效需求、扼制出口下滑。1998年GDP增长率为7.8%,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进入1999年后,全球金融动荡并未平息下来,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仍在继续。国内经济供求失衡、需求不足依然没有大的改善。与此同时,中国一些金融机构因不良资产和流动性问题出现支付危机并导致关闭、破产,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出口继续下滑,关于人民币贬值的传言在市场上又炒了起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长周期的表现,需要制定相应的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来度过这一调整期。这一政策优先要考虑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6%~7%,以减轻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
(2)对金融业进行整合、重组和改革,化解金融风险,避免产生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和震荡。维持人民币、港币稳定。同时努力改善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金融环境,为中国企业重新进入国际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创造条件。
(3)继续推进国企、政府机构、财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以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
1998年中央政府所推进的国企、金融、政府机构、粮食流通、住房、医疗、社会保险、财税、投融资几个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看来滞后的或者说问题比较多的是国企和金融改革。
中国现有国有企业30多万家(其中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约500家),其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提供就业7500万个,占全国职工人数的53%。因此,国有企业对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国企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新一届政府承诺“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8年是第一年,国有企业亏损额增加,亏损面扩大,1998年亏损额达1023亿元。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1998年企业亏损面由1997年的48.2%上升到49.3%,停产、半停产企业由1997年的21.0%上升到22.2%,但其中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大中型企业亏损面不到40%。
以上情况反映出以下几方面内容。
(1)在当前国内国际经济放缓、金融动荡的形势下,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出现了亏损增长的势头。
(2)企业亏损面扩大,停产、半停产增多,从一方面反映出经营状况仍未走出困境,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国企改革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因为国企改革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拯救计划,而是国家干预下的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
(3)国企改革不单纯是微观的问题,也涉及宏观方面的一些改革。为此,1998年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出台了一些政策,其中包括:①坚决卡住重复建设。国务院1998年已经停止工业建设项目的审批,并对纺织、煤炭等行业采取了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措施。②政企分开,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到1998年底,军队、武警、政法机关和党政机关已经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政府部门解除了与所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从而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③实施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这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④建立稽查特派员制度。1998年共派出两批38个稽查特派员,179个特派员助理,加强了对国企领导班子的考核、监督,对经营管理不善或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者,分别作出撤职换人或依法惩处的处理。
(4)国企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亏损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在这两方面的改革和改善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5)国企改革3年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来讲并不乐观,1998年和1999年的工作还是非常艰巨的。从目前的进展和问题来看,笔者认为国企改革可能需要比预期时间更长的时间。
新一届政府把金融改革置于重要和优先地位,计划用3年时间强化中央银行监管,加快商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并有序地推进金融的对外开放。
1998年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包括:①重组中国人民银行组织体系,成立中央金融工委,设立9个地区性超级分行取代原有的32个省分行,实行垂直领导,以摆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②以建行为试点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历史形成的不良贷款分离出来,以降低银行风险,提高金融效益,加快其商业化的进程。③推行国际上通用的贷款质量5级分类方法。④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按“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规范其业务范围。⑤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试办一些消费贷款的新品种。⑥把外资银行设立经营机构的地区从现在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
中国金融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①自身资产质量不好,已形成相当大的不良资产;②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关闭、破产引发了信誉危机和流动性问题;③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使国内金融机构面临更为困难的外部环境;④监管、法律不完善,市场存在无序、混乱状况和金融诈骗、犯罪活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国内金融业暴露出的问题,并坚定了进行金融整顿和改革的决心。笔者认为对政府来说,1999年金融整顿将比金融改革更为急迫。
上面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通过的历程、当前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以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所采取的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主要包括:①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启动国内市场以保持适度增长;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③解决大量失业和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④改革金融体制,化解金融风险;⑤在全球金融动荡、经济放缓的外部环境下,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扼制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下滑,改善和创造中国进入国际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的条件。
从长远来讲,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改善,主要包括:①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争取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③保持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中能否处理好上述问题和矛盾,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取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一些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主要包括:①香港的股市、汇率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②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特别是日元大幅度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③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双边贸易中,美方巨额逆差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中国获取美国永久最惠国地位和进入WTO的前景;④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融资、发债和上市状况能否得以改善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资金流动性问题能否解决等。
总体来说,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长周期的调整期,面临新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环境。从短期看有诸多负面因素。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前景是乐观的,这主要基于:①经济增长放缓将会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从长远来讲有利于改善增长的质量;②中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尚未完成,有极大的增长潜力;③经济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的体制会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此文于1999年3月完稿。全文刊登在《经济导刊》1999年第4期。作者于1999年4月在美国纽约“百人会”演讲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