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我论述了国家对苦行者社会所做的制度安排。由于任何制度都必须通过人来贯彻和实现，这就引出了制度与人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一定的制度会对人的观念和行为造成约束，进而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一定的制度又总是通过具有一定观念的人贯彻和落实的，就是说，制度总是通过人的行动得以再生产（或改变）的。制度与人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与行动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二元论”关系，而是“结构二重性”：结构既是行动的结果，又是行动的媒介。一方面，结构（内化的制度）是行动得以启动的条件；任何行动总是在一定结构框架下的行动。另一方面，结构的再生产或改变，只能通过人的行动得以实现。1692879因此，要了解社会制度的再生产或转型，就必须考察制度（结构）和人（主体）的相互关系。在考察了苦行者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后，我们就有必要探究这种制度背景下的人的主体状况。

从社会学角度看，所谓主体，既指行动的发起者，也指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承载者。所谓主体结构，指的是使得人们按照某种特定模式进行思维、情感反应和行动的主体因素的构成。不同的主体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情感反应和行为模式，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心理结构、人格或习性，即：主体结构。埃利亚斯认为，“文明人”的文明化行为之所以不同于“野蛮人”的行为，根源在于各自不同的心理结构，而不同的心理结构是适应不同的社会结构而发生的。1692880布迪厄指出，人们的客观的结构性条件（如：阶层地位）会积淀为某种具有相对持续性和一致性的习性。这种习性既是行动的发起力量，又受到结构性条件的形塑和制约，因而它是连接主观和客观的中介。1692881心理结构或习性不同，主体类型也就不同。

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国家为了确保“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落实了特定的制度安排，以便既能保证消费得以严格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下，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在国家领导人看来，仅有制度安排是不够的，因为制度是要通过人来贯彻和实现的。因此，为了确保国家目标的实现，还必须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塑造一种与国家目标相匹配的新型主体。这种主体必须忘却个人的私利，必须无私奉献、不计报酬。简言之，这是一种奉献型（或义务型）主体。就是说，在围绕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国家要求个人树立义务或奉献意识，而不要计较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国家常常把个人的权利（如：福利）看做是政府赐予个人的礼物或恩惠，并因此要求个人“回报”（如：感恩）。因此，这种主体不但是一种奉献型主体，而且是一种感恩型主体。

前一章所论述的国家所实行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塑造这种新型主体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一章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或灵魂工程（如：思想政治工作）塑造了怎样的主体，这种主体具有怎样的结构，以及它是如何嵌入在制度框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