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家围绕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和劳动激励的制度安排发生了重大转型。在改革开放以前，由“文革”引发的精神危机和长期的物质生活的贫困，导致神圣化激励机制的失效。在此背景下，国家转而采取物质刺激和制度激励的方式来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并借助私人消费生活水平的改善，来重建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所以，不论是从国家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人们的精神和信仰危机，均是导致劳动激励机制和主流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劳动激励机制的转型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信仰状况的变化。乌托邦理想幻灭以后，人们不再信奉看不见摸不着的宏大集体理想，而是转而信奉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实际利益。人们从神圣化信仰转向了世俗化追求，现实主义取向取代了理想主义取向。这种信仰状态的变化，导致人们的劳动动机和消费观念发生变化。一方面，人们不再秉持奉献精神，劳动成为个人谋生或事业发展的手段，不再具有以往那种神圣的光环。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再坚持过去那种苦行观念，尽管人们依然认为节俭是美德，但节俭不再是目的，而是购买力欠缺条件下积累购买力的手段，只有享受人生才是人生的目的。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说消费主义已经在中国城市兴起，并不是说苦行者文化或节俭观念就彻底销声匿迹。事实上，由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双轨结构1693142，节俭观念依然在一些阶层（如：农民工、下岗工人）身上延续。但是，从变迁或转型的角度看，只有消费主义才体现出文化变迁的实质内容，节俭观念则是文化的延续。本章的重点在于探索文化变迁，而非文化延续，所以，有关当今底层社会的节俭观念将留待下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