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并没有对1978年以来改革的阶段进行区分。事实上，近30年来的改革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有起伏、有波折、有徘徊，但总体上是不断推进的过程。学者朱学勤在2007年底于广州的一场演讲中提出，30年来中国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30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它的主要使命是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这一阶段的发展趋势，是摆脱计划经济，建立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有关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党内是有前后徘徊的，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我们始终不敢正面肯定“市场经济”。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改革中断，徘徊了三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二阶段改革启动。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地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即十四大文件。不过，第二阶段也有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此阶段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制度性腐败丛生，千百万民众产生被剥夺感，产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1693185

正如学者众口一词所肯定的，第一场改革是使几乎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是一场全民共赢的改革，一场把所有人所分得的福祉“蛋糕”做大的增量改革。但是，第二场改革却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它促使经济加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民众收入提高；另一方面，它导致人们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迅速拉大，贫富分化加剧，底层阶层的相对剥夺感严重。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最显著后果，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一些改革已经不是前一阶段的“共赢”式改革，而是一种“零和”式改革。就是说，一项改革可能只使某个（些）群体得利，而同时使其他群体失利（如：医疗体制、住房体制的改革）。于是，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型，并常常借助他们的资源，阻碍有损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新改革措施的出台。因此，在这个阶段，改革进程变成各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而结果常常是有利于握有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公平与正义原则屡遭践踏。在一些方面，人们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出现了双轨化趋势，即，不同阶层（既得利益阶层和失利阶层）生活在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圈子内，遵循着不同的消费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