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伦理似是法治之敌（这只在亲属伦理和国家法律政治间有部分根据，在亲属伦理更别说公共伦理和社会生活间全无根据）；似乎欲行法治，必先破伦理（日本也曾有“民法出，忠孝亡”之说。这只对国家法律政治，有部分根据；对社会生活，全无根据）。当今，法律似乎在物理空间上无远弗届，在社会功能上无所不能。实则确有边界，确有不能，正如中国格言，“清官难（不）断家务事”，或借用西谚，有些地方“国王也不能不请自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此法律止步点之一是适用法律，如侵入伦理、损害伦理，则必行伦理豁免，1703224以期直接敦睦伦理，间接维护法律。在中国历史上，伦理豁免，作为思想，滥觞于先秦，历代有因有革、丰富深化。作为制度，确立于西汉，健全并传于后世，延至清末，有若干因子在台湾承传至今（在大陆全止于20世纪40年代末）。它能从深层保证国家稳定，调谐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涵养德性和德行，成本低、效益高。作为智慧，因会通伦理、法律关系，而通达人道；因反复斟酌违法犯罪实情、悉心维护当事人各自伦理，而中允公道。1703225作为中华道统、法统、学统，它和“作证豁免权（证人免证权）”1703226等现代法律制度相通，有生命力和永恒性、普适性。其伦理深意、法律追求都是法治中国的宝贵资源。基于此，本文明确提出——伦理豁免，是法治中国的传统因子。并以此初步讨论，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