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再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一些先前曾被“国民性”批判所无情“痛斥”和“披露”过的国民“劣根性”似乎又重新找到了它们借以萌生的土壤。与此同时，针对“丑陋的中国人”所承载的一切恶象，一轮“新”的“国民性”批判也似乎正暗波涌动。于是，有人将其归置为中国社会新变革的必然，有人将其隐喻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副品，更有甚者，还有人将其视为中国“国民性”恒一贯之的永定元素，如此等等。如果说先前的“国民性”批判流于简单化，而今天批判者的批判则多流于形式化。这种形式化的批判不是立足于深刻的社会现实，而是着眼于某种特定的学说思潮或理论视点，不是着手于浑厚的物质基础而是偏执于肤浅的意识表象，试图一蹴而就地诠释和解决当前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切问题，它仍然无关乎中国当前意识领域问题复杂的本质把握，更无法准确判断和揭示整个文化价值领域良性发展的前进趋势。因而，可以说这些批判是直接秉承了前些时候“国民性”批判的老套：只指其然，而疏其所以然。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一种单纯的“解构”式的现象或形式批判是无助于问题之根本解决的。相反，这种批判自身如若没有得到有效的规整，势必引发新的思潮泛滥，最终是“不惟不能收驱病之效，且恐反为增病之媒”。1703420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以一种时空开放性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从根本上克服了“国民性”批判中的“劣根”固有性理论预设，从而科学地开辟出了一条造就既具有深厚社会主义文化历史底蕴又极富改革创新精神之中国新“国民”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