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关于建立“香港学”的构想提出来以后，澳门也有学者倡议建立“澳门学”，对澳门社会展开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研究。现在谈谈笔者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以一个地区为研究对象，探索和阐明该地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而建立一门以该地区命名的“地区学”，是可以尝试的。同时，将探索和阐明的这些规律用以指导该地区的社会实践，也是有意义的。

“地区学”的内容，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对该地区历史的研究、现状的研究和未来的研究，涉及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同外界关系等各个方面。“地区学”是关于该地区社会知识体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研究方法当然应该是综合的方法。然而，建立一个地区的“地区学”，该地区必须有很突出的特殊性和重要的研究价值才有必要。

基于以上认识，考虑到澳门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环境，现在提出建立“澳门学”和积极推动对澳门社会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澳门学”作为一个“地区学”，其研究对象是澳门社会。“澳门学”从发展的流程来剖析澳门的纵切面，即研究澳门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寻找和阐明其发展的规律性；从社会各领域来剖析它的横切面，即分门别类地研究澳门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会以及同外界关系等各方面的架构、特点及其规律性。通过纵向和横向的研究，“澳门学”成为一门反映和阐明澳门社会及社会各领域的矛盾、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

澳门是一个很特殊的古老而又新兴的社会。从地理环境来看，澳门地少人多水浅空狭资源缺，自然条件很不理想。全澳面积（包括澳门半岛和氹仔、路环两个离岛）有16.92平方公里，而1987年底全澳人口有43万多人；天然航道淤浅，浚深为5～7米，而宽50～70米的人工航道才适应通航；矿藏资源方面，澳门只有路环岛上几座小石山可开采生产建筑用碎石。从社会性质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式家长制混合生长，可以说是一个保守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是发育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经济模式是小海岛的外向的微型自由经济。例如，作为社会第一大经济支柱的工业，1983年全澳工业生产场所平均工人数不足54人，其中有1/3的生产场所平均工人数不足4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型的自然条件甚差的社会，在“开埠”的400多年里，曾经成为东西方贸易中心，一度垄断了内地的对外贸易，同时又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在沟通中国同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中起着重大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还应指出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政府，曾经对澳门采取特殊的管治政策。澳门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政治经济“特区”。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在1970年代位于世界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仍然发展迅速，经济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987年，澳门的人均GDP为5268美元，仅次于汶莱、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而高于中国台湾和韩国。这是亚洲和世界的奇迹。

这样一个充满特殊活力和魅力的社会，实在是一座待打开的“博物馆”，是一个待开发的社会科学的“富矿”，亦是一面可给中小城市发展借鉴的“样板”。研究它、剖析它，便会发现其中许多特殊性及特殊的规律。无论是认识中国对外开放史、东西方贸易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抑或了解一个中小城市参加国际市场而促进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澳门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今天，一方面我国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另一方面澳门又处于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如何利用澳门因地制宜参加国际市场的经验来推动内地中小城市的发展？如何利用澳门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和拥有的优势来促进内地的改革与开放？如何维持澳门社会的长期安定和繁荣而使其到1999年顺利过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如何使澳门在1999年以后的50年内，在“一国两制”下实行澳人高度自治，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不变而继续发展和发挥作用？诸如此类的重大课题，都有待于对澳门社会特殊规律的认识和利用。

似乎需要强调一下，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内地学者一般重视对香港的研究而忽略研究澳门的价值。其实，澳门城市的成长以及小型经济发展的经验，对内地中小城市来说，更有参考价值。一般而言，这些城市，学澳门容易学香港难，移植澳门的经验易于移植香港的经验。

还有一个问题，澳门幅员细小，加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澳门长期存有偏见，认真研究的不多，对澳门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认识。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今天无论从学术的角度或者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确实到了对澳门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进行研究的时候。甚至可以说，现在已经是迟了，不能再等待。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面、深入、系统研究澳门社会的过程中，澳门逐步形成“澳门学”的雏形。

既然“澳门学”是专门以澳门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强烈的澳门个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至少要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即紧密联系澳门社会的实际，以及澳门同外部环境的关系的实际。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客观存在：长期以来，澳门是作为中国拥有主权葡萄牙进行管治的特殊地区而生存和发展的。因此，中国国情和葡萄牙国情的发展变化，对澳门的稳定发展影响至大；同时澳门又是小型海岛开放式的社会，对外有极大的依赖性，周围环境和西方市场是它繁荣与发展的要素。因此，研究澳门固然要联系澳门社会内部的实际，也不可忽视联系澳门外部环境的实际，两者不能偏废。为此，我们要作缜密的实地调查，同时要把握澳门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中葡两国政府对澳门的政策。从澳门社会的独特的一面来看，不到澳门作实地的观察和调查，就很难对澳门有真正的认识。

第二，综合的全方位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要深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认识整体的性质及其运行的规律。研究是有层次的，分层次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推进也是综合的全方位研究的要求。

“澳门学”涉及的范围既广且深。成功地建立“澳门学”并非易事，不是少数个别人一朝一夕的努力可以完成的。过去对澳门作过认真深入研究的学者不多。现在虽然不少学者已十分注意对澳门社会的研究，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受到不少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局限，有些观点和资料往往偏离了澳门的实际而带有片面性和表面性。因此，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就显得十分需要和重要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搞清澳门社会各方面及整体的基本情况；其次，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在较高层次进行专题性的探索和综合研究。在建立“澳门学”的过程中，从开始就应该突出和坚持研究资料的客观性和学术的独立性。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澳门学”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具有科学严肃性的一门学科。

（原载《港澳经济》，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