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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澳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列。这不仅因为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更由于她至今仍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包括名胜古迹和文献资料。探索和阐明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给予澳门在世界文化上应有的地位，应当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也是澳门继续保持稳定、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当前的国际学术界，区域研究之风方兴未艾。它可以对某一特定地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亦可专门研究其历史文化遗产，目的皆在探索研究对象具有世界影响的价值，从而找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澳门在这两方面皆可成为区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在此着重谈谈如何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问题，并以国际学术界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借鉴，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同仁和朋友的兴趣，进一步展开讨论。
敦煌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20世纪初，随着敦煌藏书洞的发现，大批文献资料公之于世，引起东西方学者的注意。他们从文学、艺术、宗教、语言、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探索敦煌文书及其洞窟壁画的历史文化价值。经过几代学者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取得了一大批第一流的学术成果，造就了一批批第一流的学者，使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也使敦煌这座一度被湮没的历史文化名城重放异彩。
自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澳门逐渐成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直接沟通的枢纽。在明清时代近300年的时间里，澳门几乎成为中国了解西方，西方了解中国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窗口。直到今天，仍然保存下来的名胜古迹和文献资料，其历史文化价值足以与敦煌文书及其洞窟壁画相媲美。如果东西方学者能够像研究敦煌那样来研究澳门历史文化，同样可以使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澳门现存的名胜古迹为数甚多，包括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妈阁庙、普济禅院和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大炮台、大三巴牌坊等。这些名胜古迹是澳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也是研究其历史文化内涵的丰富资料。
与澳门历史文化有关的文献资料，其数量与质量更为可观。就中文资料而论，浩如烟海的明清典籍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澳门历史文化的记载。笔者曾从数千种书籍中找到中国诗人吟咏澳门的诗词一千多首，便是一例。
当前，国际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利用档案研究历史。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中文档案材料包括北京及台北的明清故宫档案，澳门本地及英、法、美、意、葡等国的一些中文档案。其中，仅葡京里斯本东坡塔档案馆就保存有中文档案1000多件。笔者曾见过其目录及部分复制件，其内容较伦敦保存的有关早期中英关系的中文档案
西文资料同样包括文献记载和档案资料，而以档案资料最为丰富。在澳门本地及葡、英、法、美、意、荷等国均藏有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西文档案，以澳门历史档案馆、市政厅、主教府和葡京里斯本所藏为最多，涉及语种包括葡、西、英、法、拉丁等。笔者曾至澳门历史档案馆、市政厅和主教府参观，其卷帙之浩繁令人惊叹。至于里斯本方面，七八年前，一位初至其地留学的朋友曾在信中以“堆积如山”来形容其地所藏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西文档案，当为写实。
东西方学者虽然在考订、整理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资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从整体来说，实际上只做了这方面工作的很小一部分，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有待发掘，大量的档案材料沉睡在尘封的密室之中未及整理。同国际敦煌学界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法国、日本之所以曾先后成为国际敦煌学的中心，同该两国学者在整理敦煌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密切关系。在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从不鄙薄整理文献资料的工作，而是在这方面下了极大的工夫，敦煌学者也是如此。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年敦煌学家，为了整理考释敦煌文学的资料，曾经花了数年工夫读完全套汉文佛教经典《大藏经》。笔者以为，今后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东西方学者，应该像国际敦煌学界那样，在整理、考释和出版有关文献资料方面多做工作。只有从整理原始资料的艰苦工作做起，才能为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到根深叶茂，花繁果硕。
在研究工作方面，国际学术界，包括敦煌学界的成功经验，是在坚实的资料工作的基础上，多做专题研究。通过对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写成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或以若干有相互联系的专题研究的成果，写成一部学术专著。很多第一流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样产生的。可惜，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东西方学者，在专题研究方面总的来说做得还很不够。就中国学者而言，先师戴裔煊教授研究澳门史30多年，始终未能完成一部系统的澳门史著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觉得专题研究还未做好。而他留下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就是《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两篇专题论文。然而，就其资料基础、学问根底和治学方法而论，在中国学者中至今还无出其右者。
1991年，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前辈学者，这位老专家对澳门史研究亦不乏真知灼见。他说：“澳门史至今已出了五六本，很快就有十本八本。我劝你不要再去写一部这样的澳门史，还是先多做专题研究。”这位先生不久就去世了。他的肺腑之言，令人终生难忘。按照敝人的肤浅理解，他不是否定已出版的中国学者关于澳门史的著作所取得的成绩，而是着重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多数缺乏专题研究的基础。这种情形，在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早期研究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长期满足于这种状况，必然会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停滞不前。清初名画家、中国耶稣会士吴渔山，在澳门三巴静院学道时有这样一段夫子自道：“余学画二三十年来，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旧处。……笔墨如此，况学道乎！”
在研究方法方面，同样可以敦煌学界的成功经验为借鉴。敦煌学专家在研究中往往采用以考古材料和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方法，文献资料中又以中外文资料互相印证。连很少人懂的梵文、藏文、西夏文、突厥文的资料都有人利用。一些年轻学者往往为了研究某一语种的资料而发奋学习某种语言。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东西方学者，在语言工具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中国学者往往不懂西文，西方学者往往不懂中文，无法对资料进行融会贯通，对相互之间研究成果的交流也多有不便。尽管通过翻译出版有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此可以有所帮助，但这毕竟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如果像敦煌学界那样，做到西方学者大多能看懂中文资料，中国学者能看懂外文资料，甚至连拉丁文的资料也能加以利用，一定能够在沟通中西语言工具、沟通中西文献、沟通中西学问方面，开辟出一条治学的新途径。为此，我们应该寄希望于有志于学的青年学者，为他们提供条件和帮助。
上面提到的二重证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试举例说明。澳门是木帆船时代中西贸易的重要港口，中西文化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航海保护神。妈阁庙、谭公庙、望海观音属于中国文化的系统。老楞佐堂、望洋圣母属于西方文化的系统。对澳门中西文化中的航海保护神的研究，就可以采用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如果东西方学者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使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坚实的资料基础，再从扎扎实实的专题研究做起，从专题到专著，不断出现第一流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中造就一批批第一流的学者，从而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再加上外部条件的支持，就有希望在下个世纪初期，使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像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那样，成为一门有影响的国际性学问。
（1993年12月初稿。原载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研究》，第2期，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后收入章文钦著《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