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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研究与自主发展——寻求社会科学研究在澳门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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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澳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随着澳门社会的发展,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的澳门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多元化力量的推动下,在近十年可以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当代澳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黄汉强先生曾做专文进行过讨论,并将其发展概括为四大特征1704176:第一是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社会科学在一般国家和地区的兴起和发展不同,澳门当代社会科学的兴起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而且明确是要为澳门社会服务,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这是澳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特点也就是优点,是十分可贵的”;第二是“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务实性和实践性……这是澳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第三是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既有一般的研究,也有专门的分析;既有数量化的研究,也有定性的分析……十年来,我们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不拘一格,大多是从需要出发,从实际出发,用综合的方法。这是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而“广泛采用学术合作和学术交流的形式推动研究,这是澳门社会科学的研究第四个特点”。

然而,如果我们不自满于这样的发展,并期望社会科学研究在澳门获致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我看来,首务便是在这一发展基础上对澳门社会科学的生产及其生产出的知识作出严肃的检讨和反思。在这里需要严格限定的是,本文的意图并不是要对黄汉强先生的文章进行评论,而是试图对这篇文字所揭示出的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取向进行知识上的讨论。换言之,本文将以上述澳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前三个特点1704177作为分析对象,并立基于检讨和反思的取向1704178,力图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澳门进一步发展提供另一种知识和方法上的可能性途径。

从上述澳门社会科学发展的三个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一路向大体上是一种实用性的实证科学观下的社会科学发展路径。1704179这种路径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知识根据,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囿于篇幅,我仅指出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知识问题:第一,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其内在理路预设了它是人类研究社会的唯一可靠的知识类型,然而这种预设是否能够成立呢?第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的紧张和综合,无疑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下的问题。它们虽说能够提供关于人类社会的许多有益的知识,但是它们是否能揭示出“行为”与“行动”的区别,或者说行动背后的意义呢?第三,实用性的社会科学观,毋庸置疑,能促使社会科学产生极大的知识效用,然而这种实用的社会科学观却以其对外部社会的效用作为对其本身的判准,甚或说直接以外部社会的欲求作为对知识的判准。这是否有可能致使其忽略知识的自主性呢?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理论上的大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全部廓清,仅期望通过提出这些问题以及对它们的简要讨论,能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从逻辑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上述澳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向,透过知识类型的思考而对实证科学观下的社会科学加以讨论;第二部分就推进社会科学在澳门转向深度研究的问题进行探究;第三部分则对前述讨论的前提性问题,亦即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进行思考;第四部分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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