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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跟大家谈后现代主义，真是尴尬非常。因为自己对这门新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掌握不多，看过的有关著作也寥寥可数，而且严格来说，看过的这些著作也只属一些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属于边旁著作。这可不是自己懒散，更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资讯的封闭。新思潮、新哲学，甚至是一本外国最新流行的时装杂志，只要是新的，澳门都很难找到（译本少有，原著就更少），也许找到是一种意外。
不过，澳门科技虽然不发达，资讯封闭，但是却有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特征：人口膨胀、污染、工业转型、消费挂帅……诸如此类，既有小都会的雏形也有小都会的流弊。正因为这样，我们身处其中的青年诗人，不用接触什么哲学观念，什么主张见解，只要放心于生活，触及现实的话，都能写就一篇篇后现代诗篇，因为我们的社会确实是很“后现代”。
话虽如此，就像澳门大学中文系李观鼎教授所言：“我们还得学一点哲学。以哲学的思辨去探究宇宙、社会、人生的秘密，并将自己的特殊感受和体验加以诗化。”
后现代主义是乘着现代主义而来的，也是因着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而来的。
现代主义的历史价值在于推翻宇宙乃由神所创造的神权时代的观念，摆脱了自中世纪以来，教廷高于一切，人丧失了本体位置与自主性的现实，拯救了人的尊严，发展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尚未完成的大业。也正因如此，“作为近代哲学之父，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于是人发现本身在万物中有一特殊的地位，一切存在皆通过人的主体而赢得其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性。在这样的意思下，人跟万物就十分不平衡：人是万物或宇宙的中心。然而这立场就受到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挑战很简单，即消解人的中心性地位”。
上文是我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解，希望也能帮助大家明了我写这篇论文的目的。
科技带来了物质，物质带来了消费，消费加剧了物欲，人在欲海中丧失了自我。因而齐思有这样的呼号：“大仙座前/清烟上袅/坛上一片虚空/坛下无限生魂/欲望的眼睛在讨债。”
无疑，舍利而取义的时代已过去。当功利主义高举的时候，性灵就滑落至深谷，一切理想也遭活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抚弄着穹苍的灰白
吐掉一口冰凝的红血球
拋出
洒落
敲醒昨夜梦里的疯情
——齐思：《闲日乱句》
将日出比喻为“吐掉一口冰凝的红血球”，其过程恐怖不已，而且还“敲醒昨夜梦里的疯情”，正是容不下一个梦的存在。这种过分理性化的生活就连人性也遭掩盖，疯情只有在梦中被释放，人的率性才能摆脱社会道德规范的枷锁，行为才能挣脱是非判断的捆缚。而这种桎梏只不过是价值观的操控，看似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其实只是惯性的对社会规范的妥协，而梦正是对日间经验的反抗，可惜其存在极短促，不容一丝光线的打扰。这种揭示人性异化遭遇的因果，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企图。
这种人性的不健康，其实催化自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年轻人意识到政治参与权利的备受垄断，使自己在议政无门的情况下，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况。这正如齐思质疑自己那个CI护照的价值意义：“我是中国人/可是我却无国籍。”
这种有家如无家，有国籍如无国籍的“无家可归”（Homeless）的感觉很容易使人产生不安的情绪和失根的心理。不过诗人虽然失根，但对自我形象的肯定却是不移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诗人一开首就直截了当地直认“我是中国人”，并无一般现代主义作者那种找寻自我的身份问题。他只是用了现象学的手段直接将现象的本质彰显出来，切合了后现代的无为精神，平白地点出这种无稽的现实，不作多余的诠释或任何介入式的评价，自然而然地处理了这场反思。其创作手法充分发挥了后现代极力主张的无深度、平白化的美感。至于开放性的思维结构亦引证了“现象学所强调的不仅是作品的本身，也包括读者的回馈、反应”。
齐思另一首题为《破屋》的诗一定程度上也是Back Home的又一宣言。
寻根和回家都是各安其所的意思，万物皆有其自处之所，不容侵犯。可惜，事与愿违，正如齐思所言：
文明洗礼下
自然仿佛手足无措
——《路》
他亦将云比喻为藏着砒霜的棉花糖，认为雾也许充满着芥子气，而雨冷凝的血小板敲打着寂静。
在《孩子的故事——索马里的呼唤》一诗里，就有这样的诗句：“枯草只可长眠/如乖乖的孩子一样/静静地闭着眼睛/……孩子们真的很静/静静地如不再发芽的希望/……/静静地如远方的怜悯”。而在该诗的后记里亦有这样的结语：“静静的孩子的故事，不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孩子应该是活泼的，不受限制的，有孩子的地方应该是热闹的，而不是死寂的静。孩子最爱争取，向父母撒娇，要求父母照顾，然而一旦被“父母官”看成是苛索的话，孩子就被冠以不听话的罪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所以诗人有这样的谴责：
权力的魔术棒
点破空气的挣扎
挣扎死在人性的角斗中
罪与恶在非洲的阳光下
站不死
真和善却只有一睡不起
睡着是子弹孔进出和平的见证
见证却是血红的 黑色
林玉凤以女儿家的细腻笔触和悲悯心情向世界的不公平，施以侧目。然而跟王和相比，却欠了一种心灵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的源流始于诗人的革命精神：
我是动脉里一股鲜血/赤红的热情/奔向你颤动的泉源/压力下的心房心室/可有感到我的激昂
你我的相会/只为了成就你生命的存在/我吐尽最后一丝气息/浑身紫黑/冲进蓝色的胡同/幽暗处有生命诞下
——《循环》
输血的过程有一种新血换旧血，新生命取代旧生命，循环不息的含意。人虽死而生命犹在的真实正发生在一场悲剧当中。这又正是后现代主义经常性地借助人类悲剧来强调人如果要有明天，则要求助于自身的救赎力量的观点。这种自觉性的革命精神其实是对人为主体所作罪孽的补偿，表现在生活形态上是绿色和平运动的出现：反战、反核、女权运动、民主改革、人权宣言、保护濒临绝种动物，拯救雨林，改变生产模式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减少浪费等。所有这些都是提醒人在宇宙当中有重新定位的必要。有了新的角色，因而有了新的生命。
说到反战的诗，要看黄文辉的《这一天》：
世界大战遥遥无期/阿妈去街边拾子弹/一粒子弹可换一笔葬尸费/我们家里穷/不得不捡破烂
阿妈又和阿婶争论/布殊和萨特姆哪个是好人/明年是羊年三羊启泰
阿妹要做个听话的淑女/火灾中有四具幼童的尸体/石油气又加价
窗在下雨窗在的的嗒嗒/看着在水珠中挣扎的灯光/我想起明天要买/希特拉漫画精装本/还要申请签证去巴格达/拾子弹/天又黑了脸/这一天没完
世界大战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而这种灭顶之灾的发生与否看似跟本来就战乱频仍、习惯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毫不相干，但如果全球覆亡，那就没有输家与赢家，也没有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更没有战争，也不用殓葬，一切完蛋之后就复归于虚无。所以前句的遥遥无期正好与后句的日复一日地捡破烂互不对称，造成反讽效果。而好人坏人难分，听话的淑女伪善非常，传统礼教对女子的克制比迷信三羊启泰不遑多让。可惜泰然未至，四具尸体又来，石油气也随波斯湾战乱而涨价。这种看似无关，实则有关的语言的不相称性，正是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特征。简政珍认为：“不相称的诗学有点类似雅克慎语训两轴中，毗邻轴或混合轴的联想跨越。在雅克慎的思维里，毗邻归属横轴，联想则属纵轴，而‘不相称’的意象似乎是纯由横轴毗邻（表面不相干）的意象引发纵轴的联想。但正如上述，表象的不相称实际蕴含另一层次的和谐……不相称的美学是增加诠释的可能性，使理体中心论所固定的意义展延成多层面的意义。”此外，他又认为不相称诗学“是80年代以来所谓后现代诗的重要特色，诗行在似乎不相干的意象并置中隐含意义，而非随意为之的文字游戏”。
所能解释的只能是作者企图以不相称意象所产生的多义投射，来反省现代主义哲学：以人为本，所带来的祸害，就如独裁者支配别人的生死和母亲支配女儿的行为，比比皆是人祸所为，就像火灾一般惯常地发生，日复一日，没完没了。
这是后现代诗的意向，其有别于现代诗的特点，在于其反抗的对象不是科技文明（包括黄文辉诗中的军事工具：子弹），而是主宰科技的权力集团，是布殊，是萨特姆的妄自尊大，是希特拉的野心勃勃。然而正因为申请签证去巴格达有子弹拾，有钱揾，所以希特拉的纳粹主义依然有市场。皆因念恋权力利欲的人仍多，故天依然黑，战云依然密布。
此诗所采用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戏谑，带点黑色幽默，语言方面亦甚具失语性（牛头不搭马嘴，上文不接下理，仿佛就像大脑语言区域受创的人出现的失语症），是典型的后现代零散书写方式，故此诗深具后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其实，战争的残酷只不过是人类兽性的浓缩，有人的地方本来就有烦恼。早在1920年代末，海德格尔出版他的存在主义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时已将“存在”诠释为“烦躁不安、恐惧、死亡和绝对毁灭”。
林玉凤的一首《我是真的忘不了——访老人中心》，就有这样的参透：
谁的母亲/跌落在这里/谁的父亲/失落在这里/这里却仍有微笑/为着暮色的残阳/带来新的一天
空虚是撒旦的赏赐/留给你的他和她/七十岁的活泼/却是爱的馈赠/回送给你/七十岁的阳光
歌唱着/视网膜的漆黑/歌声穿过水晶体/光芒就在瞳仁中/给你照一脸惭愧
你就是我/一张无目无耳的脸/泪总为那鸿沟而流/却不知鸿沟中流着的/就是我血脉的基因/沟通的空隙是伤心的/空隙中却有情感的交流/但愿我忘不了/您和您和我的基因/与那夕阳的寻求
而我/是真的忘不了
生命生生不息正是宇宙的自然定律，无人希望基因灭绝，也无人希望见到曾经赐予我们生命的上一代，迷失于两代的思想鸿沟中。同等的基因，同等地要面对垂暮之年，当其时同有对生活的要求：安逸和闲适，开朗和健康，儿孙的关怀与陪伴，在爱中平静地归土。
林玉凤在诗中既赞扬老人家的无执著，也带出年轻人应善待长辈的信息。这是何等具有诚意之作，实在是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真的不忍心下像陶里先生这样的评语：“林玉凤有心干预生活偏偏又少了生活。”
要再说虚无，则非举王和的《循环》不可：
是石英射灯的热情/激起尘粒万千/飞舞青烟缕缕/盘旋在圆锥形的笼罩下/昂然往上冲/幻化出一道强劲的/光明的路
但是/当开关的按扭转向负极/尘烟依然飞舞不休/光明之路/却在悄然无声的沉默中/向虚无/无限/伸延
诗中表现出事物的两面性，差异在于人对物象所持的态度。灯亮固然光明，灯灭也不代表光明消失，因为光明的存在，在作者心目中已超出了“有”与“无”的向度。王和这种顿悟正好把握了后现代主义不把人主体化、中心化的精神。这正切合海德格尔理论中“Abgrund”（nonground）一词的无根本的意思（也刚巧跟佛学所说的“无本”相吻合）。其含意不外乎认为世界既不为神所创造，也不为人所创造，世界无本源，是自然而然的。若人能理解得到存在只为着了解和顺应万物，而非占有、主宰和操控万物的时候，一切就复归自然。人就再不是世界的依据，那就无用执著。
检视新生代的诗作，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实在不多，大部分仍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夹缝之间。好像齐思的处女诗集《自白》，几乎可说是一部关于后现代的社会学著作，其“后现代”题材俯拾皆是，但他的表现手法则仍以现代诗手法为主。他的一首题为《我们》的诗就有这样的句法：“是我们而又不是我们的大地”，“有躯壳而没有血髓的龙的私生子”，“有母亲而无母爱的孩子”，“活着而不知为什么活着的孩子”，“是我们而不属于我们的未来”。这不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吗？
再如林玉凤，她大学毕业后已投身到新闻工作里去。作为一个记者，她见到的，感受到的会比常人多，因而近期发表的诗作也比从前更具社会性，可算是新生代中较有条件向后现代主义进发的一个。不过林玉凤却偏偏很有性格，自我意识很强，所以她的现代诗远较她的后现代诗为佳。正如陶里所言：“林玉凤的《我在那里描画》表面上是对‘正在溶化’的‘你’的失望和谴责，但骨子里却是蕴藏着极度倔强的自我意识，突出了完全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审美观……诗里接二连三的出现‘我还在那里描画’是自我肯定，又是一种自我执著……在否定你的同时，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力量使自我无限度地产生张力，不断膨胀，企图在意识上、精神上压倒‘你’。”
有的雪糕是很雪的
有的雪糕是很糕的
但我要的是雪糕
不是很雪的或很糕的
——林玉凤：《我就这样告诉你》
雪，冷度大，也许象征冻结，情感的过分冷冰。
糕，黏度大，也许象征痴缠，情感的过分投入。
雪糕则比喻为适可而止，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若放在情感要求上，则表示诗人既喜欢享受与情人相处的时光，也同时希望能保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要求看似合理，其实是任性的做法，就正如诗人不涉寻求对方谅解，自顾自地说“我就这样告诉你将不会了解的”一样自我。
缺乏沟通是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失陷的原因。诗人那种自我中心强大至不能考虑对方的要求是很雪的还是很糕的态度，你我皆有。这种热衷于建构自我至尊性、绝对性的立题正好代表了这是首彻头彻尾的现代诗作。
至于其他人的作品，诸如谢小冰、冯倾城，则更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现代主义的自我意识阶段，还未真正过渡至后现代主义的革命性抗争时代。
对于现代主义，陶里有这样的定义：“现代主义是写实的反动。现代诗不以反映现实为己任，一切现代艺术都以表现自我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拥有40多年现代诗发展史的台湾，已然提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终结问题。在一篇题为《现代主义的壮美与终结——从洛夫的诗作探究台湾现代诗的现代主义》的文章中，作者洪凌就有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见解：
现代主义的创作者应该会永远保有反抗的精神，其反抗的核心可能就是洛夫自己所说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什么是现代人的残酷命运呢？也许就是现代主义的大死敌：异化个体处境的非人（impersonal）机械文明。然而，在整个客体环境已然发展到后资本主义的世纪末当代，以现代主义的观点检视洛夫的一些诗作，除了以此和后现代创作者对抗态度做一个类比与对照，也要借此说明笔者对于现代主义将反抗姿态放置在机械文明，而非主宰机械的威权个人（或集体意识）之疑虑。在90年代的当下台湾，现代诗也许该多多沉思自己的过于“绝对”的现代主义精神，究竟是否能够和现代的情境呼应，从而提出批判或反调？否则，也许现代主义的“终结概念”到头来不是终结掉这个无趣僵化的世界，而是那位试图反驳它的诗人。
现代诗赫然走进了死胡同。然则我们的澳门诗人何年何日方能明白现代主义那种叛神，推崇自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已然不能救赎一个快将沦亡的地球？只有后现代主义那种返璞归真，非定于一尊的彻底的多元化哲学，方能开展艺术的崭新角度，以艺术改善人生，救赎地球。
（原载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