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澳门大学中文学院主办的“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历时两天，以总结过去、开创未来为宗旨，始终在热烈、紧张、温馨、和谐及富有前瞻性的气氛中进行。

我以为，在这十余年期间，我们应该注意到澳门进入了过渡期的事实。与这个过渡期同呼吸、共脉搏的澳门文学，在其数以百计的成书作品以及数以万计的成篇诗文中，有三个明显的变化：文学反映的历史现实有所转变，更切入澳门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澳门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的关联更见密切；澳门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也有变化，不只限于中葡关系，而是立足澳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文化视野更加开阔了。从这三种变化看，如今的澳门文学已开始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命运，已开始自觉地同祖国大陆文学相和合，已开始在联结外面的世界这一个问题上积极起到又一座文化引桥的作用。这一切为澳门文学现阶段和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更有利的文化背景和主客观条件。

在我看来，澳门文学是中国文化长河中汩汩流淌、伸展并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学，是一体多元的中国文化在澳门地区生长的“根性果实”。从这一视界出发，我们不难看到澳门文学的文化根源以及与其他文化冲突、融合中衍生出来的现实的价值形态，看到这一价值形态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意义，看到它在近代以来如何被边缘化以及如今又如何可能由“边缘”返回“中心”的旅程。鉴于澳门文学坚持以母性思维和母语书写为本体，我们之间自然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们也必然可以在同一文化体内进行真诚而坦率的对话。

现在，我们回到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作为学术研讨，其意义不在于解决问题（事实上往往不大可能），而在于提出问题。这次会议上，据我的理解，专家学者们指涉的大致有如下11个在回顾中前瞻的、有建设性意义的重要话题。

（1）澳门文学的定位和文化身份。定位与身份有三个基本内涵，即版图归属、文化认同和艺术向度。称澳门文学为“殖民地文学”是不对的，因为澳门不是殖民地。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故而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澳门。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早在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以99票对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有关将澳门（还有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议。澳门文学无疑被定位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2）澳门地区文学和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这是在文化长河中共同性规范与区域性流变的关系。以文化/文学而论，似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去处理为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中国古训，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人世也好，文坛也罢，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最好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这里，首先应承认“不同”，有“不同”才有异彩，才有发展，那种“以同裨同”属于相同事物之叠加，往往窒息文学的生机；但“不同”不等于不相关，恰恰相反，诸种“不同”之间必须讲“和”，讲不同样态、步态、状态之间和谐、互补、共荣。“和而不同”对文学来说，是一种向人类智慧不断开放，不断追求自由、多元、繁荣的精神。

（3）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和当代性。应当充分重视澳门文学的本土性。此地虽小，但小沧桑反映着大历史，加上华洋杂处，东西文化交汇，“妈祖香火”和“大三巴断垣”并存，显示出相当的特殊性——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尊重历史和现实；但这种本土性、特异性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致飘离中原文化母体而孤立地去谈论。而“本土性”在当地的生长，又离不开现代性过程，离不开反省人与整个生存空间的关系及对它的责任。澳门文学在这方面显得较为“平和”，较为“中性”，还缺乏现代化过程中的碰撞，缺乏必要的震撼。

（4）澳门文学与香港文学的比较研究。港澳先后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其文学百年以来同样微妙地在“暧昧自由”和“母体认同”之间建立了其特别的身份。“港澳”常常被连在一起谈论，但其文学呈现则有同也有异，进行比较研究——平行或影响研究，更可以看到澳门文学的特色，其优劣其文野一一分辨，可使我们认清前行的坐标。

（5）澳门文学中的“旧体诗文”、“土生葡人文学”等特殊现象。一般讲澳门文学是指从现代到当代的语体新文学。但以诗歌为例，澳门诗歌可谓双水分流、双峰对峙——新诗与旧诗并驾齐驱，后者历史长、数量大、成就高，如梁披云先生当属旧体诗文的大手笔。有些新诗人的旧体诗词亦出手不凡。还有按约定俗成通称的“土生葡人文学”，也很特殊。它是有葡萄牙血统的澳门人的作品，是澳门文化/文学园圃中的一枝奇葩，研究澳门文化/文学不能回避它。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对其分析时往往会遇到“Patua澳门语”、“澳门情结”、“我是谁？”等问题，我们需要对其文化内涵及特点作深入的阐述。

（6）澳门文学的艺术追求。澳门文学同样表现出中国文化与艺术消化异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能力，其个性、其特征总有值得深究之处，在追求过程中不无以我为主、交流融合之优长。如女性文学，有些地方强调女性意识乃至女权主义，有些地方强调超性别写作以维持无性别、无差异的格局，澳门文学界则有“中性人”的主张和实践，这就显出自己的特点。文学都应有独创性、特异性，值得在澳门继续研讨。

（7）澳门文学中的作家作品个案评析。我以为，不一定非得等到某一位作者有朝一日成为大家的时候才去作个案研究，研究者要思想解放一些。作家是旅行的人，研究者则提供地图、指点迷津。你可以对一个作家一段时期的创作进行评析，也可以对某一部作品进行解剖，甚至细读或重读。在这里，要规避那种泛泛而论，就作家作品谈作家作品的、不痛不痒的评析，如同针灸，最好能刺到穴位上。

（8）澳门文学中的文学批评。一部文学史，总是以创作与批评为两翼的双桅船不断前进的历史。把生活实践、文学创作、文艺鉴赏和美学论有机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和优化选择的发展系统，这中间，批评担当着重要职责。就目前而言，批评要力戒四种倾向：广告化、泡沫化、浮躁化、平涂化。批评要把握两个原则：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寻求学理，即鼓励学术规范，鼓励真知灼见，鼓励探求典律（Canon），不要人云亦云。批评往往有三种姿态——训导式的，目无他人的自我表现式的，平等交流、与人为善式的，我主张持第三种批评姿态。

（9）澳门文学的历史回顾和现实流变。这是文学史所关注的内容。现在看来，搞一部《澳门文学史》，时机未必成熟，但不妨朝这个方向努力。考察历史与现状，自然要关注作家。在我看来，能入“史”的作家应当有较高的标准，不必为了照顾方方面面而排排坐吃果果。有的写了一辈子不一定能入“史”，有的只有一两部作品，却对澳门文学发展有建树的，则应当入“史”。谈到流变，不一定要急于“分流划派”。“流派”是很有分量的概念，包括有理论主张、有人才队伍、有作品实证。我以为目前先提“群体”为妥，可能更切合澳门文学的现状。

（10）澳门文学的社团风貌。在这次研讨会上，澳门剧协、澳门笔会、五月诗社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澳门有那么多坚持数年、成效卓显的纯文学社团，共同支撑澳门文学的晴空，应继续扶持和支持它们。经验也需要好好总结。

（11）澳门文学发展的前瞻。澳门文学现有的成绩已属昨天，它的希望则在明天。澳门的明天肯定会更美好，澳门文学的明天也肯定会更加星光灿烂。这样，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今天作为再出发的起点，同心协力，“直挂云帆济沧海”。文学要发展，应突破我们文学家、批评家自身通常存在的三重局限，即意识形态泛化的局限、经验美学的局限、个人认知圈子的局限。意识到和没意识到这些局限大不一样。意识到了，可以使自己更自觉地超越自我、超越已有的艺术，不至于犯既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的毛病。在未来的文学季节里，我们在同一天空下呼吸，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占据真理的全部空间。空间是共享的，它所殷殷企盼的，是作家们各自戛戛独造的作品。

上述的11个问题，源于实践，又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研究和解答。这里还有个方法论问题。依我看，一是加强跨文化研究，有“进”有“出”，不做井底之蛙；二是加强文化相对论研究，其核心乃尊重差别，谋求理解，多姿多彩的文学发展到一定境界会自然地整合到一起；三是加强主位研究，尽力避开以“他言”言澳门文学，而是设身处地，并体现出研究的主体性。我们希望研究人员在今后对澳门文学的研究中，更注重价值的判断，也更凸显研究的品质与品格，对澳门文学在质的提升上真正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澳门、香港地区的文学，还是祖国内地现当代文学，数十年风风雨雨，映入我们眼帘的，有一个关键词：寻求。我们寻求着文化/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寻求着文化身份的新认知。我们寻求着文化想象的空间。我们寻求着写什么和如何进行话语书写。我们寻求着和大师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我们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难以舍弃以一种崇高品行对待自己所钟情的文学。苦难使理想生辉，磨炼使文学成熟。那么，就让我们给澳门文学一颗奔腾的心！

（原载程祥徽、郑炜明主编《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