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显示，19世纪就有热心人搜集澳门土生歌谣，在《大西洋国》杂志上发表，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土生诗人的诗作。1940年代以后，在澳门的土生族群中，又出现了一些土生诗人的诗作，还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是澳门400年华洋杂处、中西合璧历史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特色。但长期以来这个作家群体及其作品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内地更是鲜为人知。

澳门土生葡人，俗称“土生”（Macaoese），葡文的直译是“澳门人”。“土生”的定义，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过去一些关于“土生”的文章界定得都比较含混和宽泛。一般的看法是：有葡国血统的欧亚混血儿、在澳门出生的纯葡裔人士、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定居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裔人士1704639；也有把从小接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包括在内的。1704640但近几年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诸方面研究澳门土生的专著论文中，界定“土生”一词时都特别强调这个族群的“东方血缘”或“华夏血液”。土生，主要是指在澳门出生的欧亚混血儿。1704641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这块土地有切不断的血缘的联系。他们能讲流利的葡语和粤语，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交融有中葡两种不同文化的基因，用葡国驻华文化参赞彭慕治的话说，他们是400年历史遗留给中葡共有的一份“遗产”。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份“遗产”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对这一族群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研究是近十年才开始的。文学方面，在1990年代汪春的《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一文发表之前1704642，仅有几篇研究“澳门土语”的文章1704643，其中虽有个别文章涉及早期土生诗歌的创作情况，也只是提出一些资料和问题，未见有深入的分析和研究。1704644澳门的土生文学作为不同文化交汇的结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审美模式，作品的内容丰富、独特，它们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反映中西文化在澳门相遇、接触以后在社会和人心中的表现。尽管土生作家在创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葡语，由于受到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心态特征、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身份的印记，既不同于当地华人，也不同于大西洋彼岸的葡国人。

20世纪以前，澳门土生文学作品极少，从194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作家，并且创作和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诗歌和小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安乐的诗集《孤独之路》；江莲达的短篇小说集《长衫》；若泽·多斯·圣托斯·费雷拉的诗集《澳门，受祝福的花园》和小说《玛丽亚与欧美勒·若翰的故事》；飞历奇的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和短篇小说集《南湾》；爱蒂斯·乔治·玛尔丁妮的《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马若龙的诗集《一日中的四季》；飞文基的剧本《见总统》、《毕哥去西洋》、《西洋，怪地方！》等。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的载体，生活在中西两种文化层中，接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即他们自己所说的“澳门之子”的身份。在土生作家笔下，他们是很认同澳门这块土地的，在他们作品的文化底层确有一种视自己为“澳门人”的“根”的情绪。著名土生诗人李安乐在《澳门之子》一诗中表达他对澳门、对自己的“澳门之子”的身份的激越之情：

永远深色的头发，

中国人的眼睛、

亚利安人的鼻梁，

东方人的脊背，

葡国人的胸膛，

腿臂虽细，但壮实坚强。

思想融会中西，一双手

能托起纤巧如尘的精品，

喜欢流行歌但爱听fados，

心是中国心，魂是葡国魂。

娶中国人乃出自天性，以米饭为生，也吃马介休，

喝咖啡，不喝茶，饮的葡萄酒。

不发脾气时善良温和，出自兴趣，选择居住之地，

这便是道道地地的澳门之子。1704645

李安乐生于澳门，父母是葡国人，母亲是中国人。父亲很早去世，自幼由中国母亲抚养，家境十分困难。他从小酷爱读书，一心“梦想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葡诗人”。他在《知道我是谁》中写道：

我父亲来自葡国后山省，

我母亲中国道家的后人，

我这儿呢，嗨，欧亚混血，

百分之百的澳门人！

我的血有葡国

猛牛的勇敢，

又融合了中国

南方的柔和。

我的胸膛是葡国的也是中国的，

我的智慧来自中国也来自葡国；

拥有这一切骄傲，

言行却谦和真诚。

我承担了些许贾梅士的优秀

以及一个葡国人的瑕疵，

但在某些场合

却又满胸的儒家孔子。

……

确实，我一发脾气

就像个葡国人，

但也懂得自我抑止

以中国人特有的平和。

长着西方的鼻子，

生着东方的胡发。

如上教堂，

也进庙宇。

既向圣母祈祷，

又念阿弥陀佛。

总梦想有朝能成为

一个优秀的中葡诗人。1704646

在这首诗中，李安乐摆脱了“中”“葡”之间的两难，对中葡文化在澳门的相遇、交汇，对土生人与葡中两种民族文化的血缘联系完全认同，表现出诗人作为“澳门人”的一颗赤子之心。

心系澳门，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澳门的无限热爱和眷恋之情，是土生作家作品中的一个共同的特色。在土生作家笔下，澳门美丽得像个花园，西望洋山的晚霞，东望洋山的松涛，白鸽巢花园的树丛，妈祖阁庙的房屋，还有芬芳的植物，繁盛的鲜花……这里，是他们的故土，是根之所在。但是，土生作家对澳门的认同、对自己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同，不等于现实中不存在身份的危机和焦虑。“我是谁？”“是葡国人还是中国人？”是每一个土生葡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也是他们在文学中不断自我追问的问题。土生剧作家飞文基在他创作的剧本《见总统》中，具体写到土生人的身份尴尬。剧中的土生人布治在澳门出生，长大后到葡国当过兵，背得出葡国境内所有河道和铁路线的信息，有许多葡国朋友，但向葡国使馆申请护照却遭到拒绝，作者让布治在剧中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不是葡国人，又不是中国人，究竟是什么人？”飞文基的另一个剧本《毕哥去西洋》，写一位在澳门出生、长期居住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已有葡国国籍，退休后决定回葡萄牙定居，可是在“回国”过程中及“回国”以后却感到“人事全非”，陷入了一连串的“文化僵局”，他自认为是葡国人，而葡国人并不把他当自己人。他从心底发出哀伤的感叹：“最好还是回澳门吧！”很显然，澳门才是土生人的“家”，土生身份的特征和澳门的文化环境具有和谐的一致性，他们在异域认同的困境面前心和目光总是向着澳门。

澳门土生人是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族群，在他们身上承载着中葡两个不同民族的血统，在几百年来葡萄牙管治澳门的情况下，由于他们能掌握葡语和粤语，了解当地情况，因此成为“葡国官员赖以治理澳门的社会基础，也是联系上层官员与广大市民的中间桥梁，因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都处于远较一般华人优越的地位”1704647。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又远不如从大西洋彼岸“乘船而来”的葡国人，这正如葡国学者施白蒂所指出的：“这在最早的一些土生就已明白，乘船而至的帝国王朝的人是发号施令者，自己人虽多，但想要的自由却无一席之地。”“常常见到竹子，弯曲而不会折断，澳门土生有幸深刻感到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象征。……当竹子在生长时弯曲了，日后再难复原，为了避免更痛苦，接受这一缺陷特征。因为拥有东方血统，所以澳门土生便生活在这种痛苦习惯中。”1704648这种“竹子”般弯曲的心理特征，在土生诗人笔下也常常有所流露，如李安乐在《两座小屋》中所写的：

途经那座小屋，屋里安息着

我深深怀念的父亲；沉思他

为何离开了布格德阿基老林

来这儿，在这儿挣扎受苦？

途经那座小屋，屋里安息着

我贤淑的母亲；寻问她

为何离开了故乡广东

来这儿，在这儿独受煎熬？

你俩的灵魂在此相遇

神秘的命运把它们吸引在一起，

这命运也使我在此诞生。

也就在此地，我已倦意深沉，

我的乖戾已使我历尽辛苦，

但不知我是否也将在这里埋葬。1704649

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对自己身世的追问、感叹，表达他那与生俱来、无法排解的痛苦。诗歌的文化底蕴依然是一个身份问题，这个问题对澳门土生群体来说，是本质性的、长期的，也是难以排解的。

身份的焦虑与对未来的焦虑息息相关，葡国学者贾渊曾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指出：在“土生近代史”上，“有一个论调经常出现，就是澳门土生族群快将瓦解”1704650，这个预告“死亡”的提示使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忧虑，因而过去每一次更换澳督或任何有关这一族群的谣传都导致一部分土生人移民他处。土生族群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作品中投射出来，就表现为无根的心态，而这种无根的心态又常常与他们感情中的“澳门情结”纠缠在一起。

澳门是土生族群诞生之地，在他们心中，生命和根都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继承了欧亚两种不同的血缘，这个地方复杂的历史在他们现实生活中留下了复杂的影响，如身份的暧昧和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上的两难处境等等，所以，尽管许多土生人现在已入了葡国国籍，但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生命在别处”依然是他们心中的一个难解的情结。澳门始终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诗人若泽的《澳门，受祝福的花园》、李安乐的《松山灯塔脚下》等诗歌都以饱含着情感的诗的意象，表达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在飞文基的剧作《西洋，怪地方！》中，写到葡国旅游的土生人和一个葡国当地人因误会而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一起唱起了《澳门之歌》，表现出他们虽身在西洋，却心系澳门，澳门时时在他们心中。作者还借剧中葡国人依波利之口询问土生游客阿斯泰莉为什么不到葡国居住，阿斯泰莉回答说：“因为我们的心在澳门！”这进一步表明他们的灵魂和心之所在。

在一些土生作品中，怀旧的情怀萦绕其间，对澳门历史的缅怀、追想实际上是在为一个行将消失的族群筑起记忆的文字世界。土生女作家玛尔丁妮在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她（作者的外祖母）孤独地死了，遥离她的根，遥离她在那儿出生的生活，建立家庭的迷人土地。而我却仍身处一个对我从属的那片土地一无所知的更为遥远的国度。也许因此……她伸出了她的手，带着活在里面的那个小女孩，一起跨越分隔过去和现在的漫长的时间距离，指示我走向我的根，让我更好地认识我自己。”1704651玛尔丁妮出生于澳门一个传统的土生家庭，曾在瑞士和法国受教育，后嫁给一个阿根廷外交官，长期旅居国外。她在这本书中通过“昨天”和“今天”两个“自我”在暴风雨之夜相见带出对澳门童年生活的回忆，展示出一个上层土生大家庭错综复杂的生活场景，其描写充满了作者对故土的怀念，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温馨之情，从而表现了作者意识深处对澳门这块诞生之地的历史追寻和体认。由于土生身份的暧昧，土生族群正面临着两难的抉择，玛尔丁妮在她的文学叙述中也表现出某些隐忧。在书中“过去”一章的开头，她通过五岁的“我”面对窗外暴风雨的感受、联想，“我”的内心的恐惧，以及害怕“老屋”会被暴风雨吹走、掀掉等等，表达对自己生命扎根故地的关注，“暴风雨”则意味着不安全，担心昔日的一切将随风逝去。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现实的变动有积极的回应。青年土生诗人马若龙是一位专业建筑师，又是著名的画家，作品多次获葡国评论界的好评，曾任澳门文化司司长，是中葡人民友好协会负责人之一。他的诗集《一日中的四季》就没有那种无奈的哀叹，而是有意识地歌唱两种文化的交融，坦然接受土生人的边缘品性。他自己是一个中葡混血儿，谋求结合两种文化，从1980年代末至今，曾先后十几次到内地参观和交流，非常热爱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当代社会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在《祖母的镜子》、《黑舌头的龙》、《中国》、《李白》等许多诗篇中都直接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古典文学的向往，他的一些诗句如《黑舌头的龙》中的“我取得/象牙的坚硬/偷来樟脑的清香/我向碧玉借取他的纯洁/向墨汁求取它的才华/我要用它来创造/一种不被禁止的鸦片”，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向往。在艺术上，他也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手法。他诗集中的意象大多是飞扬的，感情的基调是热烈的，虽不无怀旧情调。如《祖母的镜子》诗中所写：“我的中国祖母/很久未在那中式镜子中/出现在我眼前……”还写到镜子犹在，而镜中的中国祖母“却随同最后一场雨/随同那收获的稻穗/一去再也不复返”，但调子是轻淡的，未见有“末世”的愁绪。这应与他个人特殊的文化身份有关。

澳门曾受葡萄牙管治达几百年之久，作为历史遗留给中葡共有的一份“遗产”，土生族群具有鲜明的澳门特征；在土生文学里，我们看到澳门的边缘文化特征——东西文化的混合形态。土生作品的人物、事件、感情发生的背景及时间都是依据澳门这一特征进行定位的。本文就是试图从一个角度切入，探讨土生文学中土生人的边缘心态，让人们了解在中葡文化影响下产生了怎样的土生文学。

（原载刘斯翰主编《学术研究》第12期，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