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基本上在东亚文化圈内,以唐为中心,侧重于东方的高丽、日本等国。元代不同,当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经越过鼎盛时期并已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元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侧重于西方,主要是中国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两大先进文化之间的交流。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是“以巴格达为中心,往西经开罗和摩尔多瓦传播到北非和整个欧洲;往东传到中亚、印度和东南亚”。
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我国青花瓷发展的历史时指出,在15世纪早期,中国的青花瓷器上出现了明显的风格转变,从这一时期瓷器的装饰风格上看,它相对于元青花来说更加中国化,但同时指出,从永乐瓷器开始,中国瓷器上出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造型多模仿伊斯兰风格的器物,而这些器物主要是波斯王朝和马姆鲁克王朝的金属加工品甚至玻璃器皿,并认为这正是中国陶瓷生产适应外销市场的一种体现。
考古资料证明,这种仿伊斯兰器物造型的瓷器最早体现在永乐白瓷上,白瓷是永乐时期最重要的瓷器,许多器物的造型直接模仿波斯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金属制品,后来在宣德时期这些器型更被大量用于青花瓷。就瓷器的装饰而言,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汉族文化一直是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用在局部或作点缀之用,唯独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其所含文化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瓷器上这种风格的突现,唯一的解释是永乐、宣德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
伊朗的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前身都是伊斯兰的宗教寺院,所收藏的明初青花瓷,大多是最高档次的精美官窑产品。结合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考古发掘结果及国外收藏的明初官窑青花瓷看,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器中有不少奇异而神秘的具有异域风格的造型。
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青花无挡尊,是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被发现的。这件青花无挡尊的装饰几乎完全模仿马姆鲁克王朝的雕刻金属工艺,而且还不太成功地刻画了阿拉伯文的祈祷题记,唯一可以看到的中国因素是掩藏于口沿之下的蔷薇花形装饰。
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和阿德比尔宫博物馆的藏品中还包括具有波斯或中亚风格的瓷质水壶,在我国被又称为执壶。它们圆柱形的高直颈,方形流以及肩部扇贝形图案一周,都显示了其模仿金属器原型的痕迹。这种水壶在穆斯林举行朝拜仪式时被用于沐浴净身,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都非常流行这种腹壁出棱的金属制样,在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的收藏中可见。
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曾出土复原了一件青花折沿大盆,完整的器物可见于故宫博物院、伊斯坦布尔以及日本的收藏中。这种大盆上的装饰往往是中国风格的,但器型起源于穆斯林的净手盆,多为铜制,流行于埃及等地区。
1983年,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附近出土的永乐、宣德瓷器中有一种被称为“三壶连通器”的器型,“口作盅状,盅底有花形筛孔,通过颈部的内管及其下的三扁管与三个带圈足的球状皿相连通。颈之外层以镂空花纹为饰,器身有七道凸起的弦纹,其间镌刻阿拉伯錾金纹饰”。其用途目前尚不明确。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种器型的“酒瓶”中寻找线索。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酒瓶有很窄的瓶颈,瓶上端被塑造成杯形,并有滤孔装置,这种窄的瓶颈造型源自波斯地区的同类金属器物。研究人员认为,顶端杯形口的设计,是为了方便液体倒入,具有漏斗功能,瓶颈窄,液体流出就比较慢,而且液体从瓶口唇边斟出时就不会沿瓶边流下。这是由于波斯地区气候干燥,易倒入、不易倒出可以节省水,有滤孔设计更可防止昆虫落入。
此外,模仿伊斯兰造型生产的永乐、宣德白瓷和青花瓷器还见有带盖豆、花浇、双耳绶带瓶、抱月瓶、军持、天球瓶、大扁壶、灯笼瓶、卧足碗、盘等器型,这类器物不但在景德镇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还见于中东等地的收藏中。
除了模仿伊斯兰造型外,许多青花瓷器上还直接描绘着伊斯兰风格的图案。伊斯兰文化“尊奉独一的真主安拉,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在清真寺中,几乎都是植物和几何图案,而没有人和动物的画像和雕像。但是阿拉伯的艺术家匠心独具,他们利用阿拉伯字母和几何图案把清真寺装饰得华美壮丽。
阿拉伯文字的书法也是永乐、宣德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跌宕起伏,具与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和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盘等器物上均有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天文学和数学向来为穆斯林所重视,随着农业和航海的发展,其天文学水平更加高超。数学又与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了很高水平。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透彻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装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处不在。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等。这些因素在前面提到的器物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