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围绕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和近年来中国的艺术实践如王兵的《夹边沟》等，展开影像叙述对“不可表现之物”的表现这一充满悖谬的论域，探讨影像叙述中的历史真实与社会记忆问题，尤其是远未被阐明的图像再现中的伦理限度问题。在涉及人类社会巨大灾难性事件如大屠杀、种族灭绝行径、死亡集中营或劳改营等超出人性界限的事态时，面对不可思议的恶，连人类的语言与言说都抵达了自身的界，批判理论家阿多诺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命题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这一问题在影像领域也一直伴随着电影对历史表现的争议。“奥斯维辛的难题”对于影像叙述来说，不是美学效果问题，而是对大屠杀、群体灭绝、死亡集中营等非人性事态的进行影像再现的伦理限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