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经济特区从概念的提出到政策的制定、实践的指导，都是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和开展的。同时，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也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建立经济特区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就表明了其分步骤、试验性的渐进式特点。经济特区的成功，其首要的制度贡献是，经济特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从而指出了一条“中国道路”，即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体制转型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特区的另一个重要制度贡献是，它证明了在市场经济中实行混合所有制是可行的。经济特区不但在经济上探索出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特区通过行政三分权、票决制、直接选举等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邓小平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威权型、投资型的政府，而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必须是服务型、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民主政治型政府。经济体制转型要求有配套的政治体制转型，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了经济体制转型基本成功的基础上，必然要求政治体制进行与之相配套的改革。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引导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的经济繁荣有很类似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东亚模式暴露出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弊端。现在许多东亚国家已经摆脱了这种模式，其政府实现了从权威型到民主、服务型的转变，从而在经济、政治上全面实现现代化。在中国，经济特区对中国现代化的制度贡献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经济特区因此成为展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窗口。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其成功的经验已成为一种模式向全国推广，产生了制度外溢的效应。因此，经济特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政治改革上的探索，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制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