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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进行文学创作，成为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然，诺贝尔文学的颁奖词在充分肯定莫言小说的文学功绩时，已关注到莫言小说创作中域外影响和自主创新的内外两个因素。综观莫言的全部作品和其文学发展之路，这也恰恰印证了莫言在文学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通过输入环节借鉴域外文学的优秀成果，再经过自主创新，而后通过译介的输出环节，又在世界文学领域形成重大影响，得到世界文学界的普遍认可而攀登上世界文学的最高领奖台。
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如鲁迅、胡适和林语堂等有影响力的作家因个人原因或评奖过程中的某些变故而未能获得该文学大奖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17年和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10年间，中国文学未能获奖在很大程度则是政治气候的原因所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国作家的思想得到解放，这就为新时期中国作家参与全球化发展，按照文学的基本规律走出一条作家个性化发展的道路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社会的大环境和政治的大气候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莫言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具有个性化的伟大作家，莫言若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只会是一句空话。
对域外文学思潮和优秀文学成果的引进与借鉴是莫言迈向世界文学领域的第一步，也是莫言参与文学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一步。在这个输入环节中，莫言在借鉴域外文学成果时，大胆接受域外文学中的各种思潮，但并未采取低头跟进的态度，而是将域外文学思潮，尤其将欧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整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道路。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发轫于欧洲，兴盛于北美，在社会批判和人本质弱点批判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已消退，现代主义也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如果作家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那么中国新时期文学也就无法与世界文学接轨，莫言也就无法迈进世界文学大师的行列。杰姆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与文学思潮的对应论在解读不同时期人们的心理结构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的心理结构随社会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而反映人类自身并预示社会前景的文学作品如果仍然停留在旧有的传统模式中，就无法在新形势下有效地发挥文学在公共空间内应有的教化作用。进入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气候影响下，莫言同样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叙事策略来进行小说创作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莫言很快就从西方作家所取得的成果中找到了小说创作的新途径。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现代派叙事策略为莫言的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和大江健三郎的“四国大濑村”为莫言建构其文学地理“高密东北乡”树立了样板；马尔克斯和卡夫卡的人物变形为莫言小说的魔幻式书写指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大道；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创作手法的多元性、语言实验、话语游戏和元小说等特征为莫言的小说叙事策略增添了取得成功的指数；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战争书写传统为莫言摸索新时期战争小说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域外文学大师对人学的关注为莫言建构小说中人性探索的独特视角与创作方式发挥了榜样和示范作用。
域外影响仅为外在影响因素，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则是莫言小说取得成功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域外借鉴仅为外部条件，莫言从中外文学传统中发掘对其有益的资源并进行整合，在作家的个性化发展道路上进行自主创新是其小说创作成功的决定性内在根据。内外因合力，成就了莫言。虽然美国的福克纳、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日本的大江健三郎都对莫言的文学地理或文学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特有的；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策略既有马尔克斯的魔幻书写影子，也有卡夫卡人物“变形”的特征，但独具中国特色；元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既是来自西方文学的，更是莫言自主创新的。在西方文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下，莫言并没有看花了眼，而是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选其精华，为己所用，在借鉴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特有的创作风格。
莫言的创新点首先表现在文学关注人学的独特书写原则方面。莫言小说与域外小说如果存在共性的话，那就是通过作品表现出文学家对人的普遍关注。这一点也完全体现了诺贝尔生前遗嘱的基本精神，即文学奖应该奖给那些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最佳作品的人。尽管当代人分别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形态的社会体制中，在同一体制内又有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分，但人的本质基本上是一样的。文学作品既要描写那些对他人具有控制权的所谓“高贵人”，也更应关注社会底层、处于困境中的普通小人物。莫言充分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他在对人的描写与塑造方面，建构起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的人物塑造原则。莫言在看似有违传统人性书写的外表下，将社会中的人真实地表现出来，这在文学对人性探索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事实上，不论是所谓的“高贵人”还是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如果把所谓的“好人”描写得没有任何瑕疵、“坏人”则一无是处，这也并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以，在莫言的笔下，《红高粱》中既是土匪头子又是抗日英雄的余占鳌、既敢于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又勇于冲破封建旧礼道的新女性代表“我奶奶”，《丰乳肥臀》中婚外生子却又爱犹如澎湃大海与广阔大地的“伟大母亲”上官鲁氏，《蛙》里既是“送子娘娘”又是落实“国策”的“冷面杀手”的姑姑，《檀香刑》中因抗击德国侵略者而惨遭酷刑但出发点是为保住自家风水的孙丙，《酒国》里既是反腐倡廉的英雄却又是一个深陷酒色泥潭不能自拔的侦察员丁钩儿，《生死疲劳》里在农村人民公社化时期是全国唯一的单干户却又被事实证明是“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蓝脸等均为莫言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典范。莫言以其小说中生动的人物形象印证了其人性论探索方式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处于“唯政治论”和“去政治化”左右摇摆的窘境下，莫言冲破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坚持作家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给予关注的小说创作道路，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公共权力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天堂蒜薹之歌》以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思想为理论基础，与以天堂县县长为代表的党内官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为民请愿的同时也在帮助执政党克服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战友重逢》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战友在“地下世界”中的活动，以魔幻的小说书写方式，表达了莫言在国际政治学层面上的思考；远离“高密东北乡”的《红树木》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为了官宦地位而走上堕落道路的腐败分子做了深层次的人性思考；《檀香刑》借刑场观众“欣赏杀人绝技”的描写，展示了清末民初国人“政治无意识”状态下的“愚民”心态。
在战争小说书写中，莫言虽未亲历过战争，却以虚构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创作了像《红高粱》这样的战争小说巨著。莫言的战争小说书写未再延续传统战争小说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与政治等传统书写模式，而是把战争中人的灵魂扭曲和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作为创作的核心。《檀香刑》里的孙丙带领胶东的一群“乌合之众”，在当地猫腔的伴随下，向入侵者冲去，杀得德国侵略者人仰马翻，最终却在“什么都落后，但刑罚却是最先进的”晚清社会中被刽子手赵甲施以檀香刑致死。莫言为新时期文学的战争小说书写开了先河。
在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上，莫言在借鉴的基础上，大胆对从域外引进的叙事策略进行改革与创新。其中，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虽然有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飞天故事和妖狐鬼怪的民间传说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增添了中国元素。在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框架下，《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六道轮回再现了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变迁。在文体方面，一部以寻找结构为主要目的的《酒国》将西方元小说发展到极致，并在文艺美学方面借助“食婴案”的故事，以业余作家李一斗与作品人物“莫言”的书信往来以及对内嵌小说的评论，表达了作家对小说创作的思考。其审美认识也更加独具特色：在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的框架下，作家不是发现美，也不是创造美，而是化丑为美。在不确定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特征之一的时代，莫言小说在貌似不确定的外表下，表达了作家确定的深层思想内涵，通过魔幻的书写策略，完成了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
这些文学案例充分表明，在莫言文学创作的发展道路上，莫言小说的巨大成功既有域外影响的外在因素，更在于莫言的自主创新。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莫言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在困境中求发展找到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行之有效的新途径。
然而，莫言小说取得成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文学全球化发展道路上的输出环节。莫言小说能够走出国门，被世界读者所接受，域外翻译界对莫言小说的译介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诚然，作家的作品若被广大读者所接受，首要条件是作品必须写得出色。然而，对于参与全球化发展的作家而言，其作品走向世界并被世界读者所普遍接受的前提是克服语言障碍。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史来看，获奖最多的依次是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拉丁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国家的作家，最常用的语言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和俄语。对于以汉语为创作语言的莫言来说，其小说就需要翻译的中介助力。莫言小说的域外译介，首先要归功于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通过葛浩文的英语译介，莫言小说开始受到西方文学界的重视，其他语种的翻译也随之在欧洲和世界各地为传播莫言小说做出了贡献。不可否认，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莫言小说的域外译介必然困难重重，因而作者和译者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正由于这样一批热衷于莫言小说译介的域外翻译家与持宽容态度的中国作家莫言之间的密切配合，才使莫言的小说走出了国门。虽然有些欧洲国家对莫言小说的翻译是在葛浩文英文译著的基础上转译过去的，而非由汉语直接翻译的，但在莫言小说的传播阶段，这也是必要的传播手段之一，因而没有必要对此求全责备。
莫言获奖被国内同时期作家称之为“名至实归”，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中国文学需要这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中国文学30年大发展的一个肯定”。
莫言小说的译介主要是由域外一批汉学家和翻译家来完成的。在这些域外专家和学者中，很多人具有中国情结，他们或是在中国学习和研究过汉语、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在中国获得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位，或是在域外长期从事汉学研究，因而他们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乐于为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尽其一份努力。伴随莫言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与接受，目前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莫言小说学术研究的热潮，尤其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种学术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对莫言小说的肯定是域外对莫言小说评价的主流。综观域外文学批评界对莫言研究的现状，莫言小说研究在周边国家要比在欧美开展得早且更为深入。越南是学术界中对莫言译介和批评开展得较好的国家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越两国在社会体制、文化传统和改革开放等方面的相似性。调查结果显示，越南学术界对莫言小说的批评不仅具有广度，而且更具深度，其学术水平甚至超过了国内有些学者的研究水平，他们的学术研究为世界文学批评界树立起莫言研究的榜样。
在周边国家中，稍逊于越南，日本学术界也是莫言作品研究开展得较好的邻国之一。在中日两国的文学交流方面，莫言本人也一直走在同时代作家的前面。莫言通过与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作家以直接交流的方式或以文会友的方式在中日文学界之间搭建起文学交流的桥梁。相比之下，韩国虽然对莫言小说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韩国专家朴明爱在韩国译介和评价莫言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从整体上来看，域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莫言是一位当代伟大的文学家。其中，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观点是最具权威性的。诺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认为无人能像莫言的作品那样深深地打动他，莫言的想象力令其“印象深刻”，“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评委、诺奖前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也认为莫言有超过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地方。
德国著名书评家舍克将“莫言现象”评价为“文学的苍穹又出现了一颗新星”，莫言“是一个将陪伴我们的作家”；德国著名文学家瓦尔泽认为莫言小说“有一种紧迫感和厚重感”，莫言的代表性小说均讲述了人类在情感受到世俗压迫时陷入的冲突，所以，若有人想要谈论中国，那么他就“应该首先去读莫言的书”；维也纳大学魏格林教授评价莫言时指出，莫言小说作品中充满了中国的独特情节与象征，而且未脱离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莫言既读过域外文学名著，又了解中国的国情，因而其作品“不仅仅对本国的读者具有吸引力”，而且“也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引起全世界读者的注意”。大江健三郎是较早发现莫言文学才华的日本作家，他认为莫言是极其优秀的，21世纪的世界文学一定属于莫言。莫言获奖后，日本媒体和广大民众也一致认为莫言获奖是“亚洲的骄傲”，莫言是“世界性的作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井波律子教授指出，莫言小说最精彩的地方体现在以鲜艳浓烈的噩梦般手法将深埋在中国近代史底层的黑暗部分奇妙地显现出来；东京大学谷川毅教授则认为莫言在日本是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形象的最主要作家之一，莫言在日本的影响力达到了无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普遍认可的程度。
莫言小说在越南文学界和学术界形成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对莫言小说的评价方面，而且也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层面。越南作家陈清河的《我妈》、阮玉姿的《无尽的田野》、黎云的《爱与活》以及杜黄耀的《梦魔》等小说，均受《丰乳肥臀》的影响，这些作家对母亲形象的文学书写也不再延续过去小说创作中仅以颂扬母亲纯洁与崇高的传统书写方式，而是将母亲作为一个普通人来描述，尤其关注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母亲”的人生坎坷与内心的痛苦挣扎，进而展现出更为立体化、多向度、活生生的母亲形象，使读者感到更加温暖和倍加可信，也更具人性探讨的价值。显然，莫言小说创作经由借鉴和创新阶段之后，已经进入了文学全球化发展中输出的重要环节，开始影响到域外文学的创作实践。
域外媒体对莫言获奖后的新闻报道和学术评价不仅使莫言小说在世界各国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而且也推动了西方对莫言进行学术研究的发展。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和《快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法新社等域外媒体在报道莫言获奖消息的同时，还发表文章，从正面肯定莫言小说的功绩，媒体的传播加速了西方世界对莫言的认识，也加深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莫言作品在国际上获奖为莫言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铺平了道路。经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以及其作品在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域外国家获得的国际性文学奖和文化奖，均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莫言小说、扩大莫言小说在世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学术界也应看到，除对莫言文学功绩进行褒奖的主流评价以外，莫言获奖也曾在国内外受到来自不同层面的否定或攻击。在对莫言的负面评价层面上，其焦点首先集中在莫言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定论的是与非上。从翻译的角度上，有些学者认为颁奖词中“hallucinatory realism”的译法有误，其正确的译法应为“幻觉现实主义”或其他，而非“魔幻现实主义”；有学者认为这种译法易与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相混淆；还有人认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东施效颦的”魔幻现实主义；更有甚者，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借用《聊斋志异》民间轶闻的外衣，遮蔽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即无视中国的真相，因而莫言的文学想象伤害了文学真实，文学虚构替代了历史真相。如果说莫言获奖理由中的措辞翻译有误，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字面意思来理解，“hallucinatory”一词，的确不应被译为“魔幻”。诺奖评委埃斯普马克也不赞成“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提法，但认为这并不应成为贬低莫言小说价值的借口，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娴熟运用，已使莫言超越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鉴于此，“hallucinatory”一词译法准确与否的争论已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莫言在诺奖之前所获其他奖项的颁奖词已充分肯定了莫言小说中的“魔幻”元素。至于把“魔幻现实主义”的争论引至政治层面，对莫言小说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进行政治攻击，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美联社将莫言称之为“以写粗俗下流、杂乱无章故事而著名的中国作家”。
西方媒体在莫言获奖后，在欢呼声中也曾夹带一些对莫言进行贬低的杂音。美国有媒体将文化新闻政治化，对莫言获奖的报道中出于政治偏见，也出现了一些负面词汇，从而导致新闻报道失实。有些报道的关注点不在学术上，而是在莫言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上，将莫言界定为“不是一个专制政府的批评者”，甚至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就在“莫言”的名字上大做文章，借此联系到中国的现实体制，认为中国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官方严格管制，这是莫言在警示自己“不要说话”。法国《世界报》也有文章持与此相同的观点。这种评价过于荒唐。持有这种观点的西方媒体，且不必说读完莫言的全部作品，只要认真读读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红树木》和《生死疲劳》这几部作品，这一点就会不攻自破。
在越南学术界，即使对《丰乳肥臀》这部受到褒奖程度最高、影响面也最广的作品而言，在某些学者那里也存在对莫言小说持否定态度的倾向。越南学者黎辉萧虽然对莫言小说中的叙事策略极为赞赏，认为莫言使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在、物理与心理之间更加模糊化的手法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又认为莫言小说呈现的复合式结构，是一种循环、非线性、混沌且“无始无终”的结构；再者，莫言小说的创作主题虽然是在压迫势力下的生命反抗，但最终又证明这种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莫言小说带有一种“悲观色彩”。另一位越南学者胡士协则认为，《红高粱》和《檀香刑》这两部作品是优秀的，但莫言的大部分作品并未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奖项，作品也不是特别出色，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不是很符合大多数越南读者的审美口味。此类负面批评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是众家之言，也是评论者本人的观点。对这类负面批评，学术界没有必要强调“趋同”，因为对域外学术界而言，莫言研究依然是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学话语权的讨论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与政治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层面上是第一大奖，这也就体现出获奖的文学话语权意义。虽然莫言在公开场合下认为该奖项是奖励给作家本人的，但从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和评奖史来看，作家获奖就必然会为获奖国家带来荣誉，进而使其在世界文学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诺贝尔生前在遗嘱中声明，获奖作家不分国籍和意识形态，但要求作家“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这就显示出评奖原则的公平性和该奖项的重大意义。在诺贝尔文学奖115年的评奖史中，共有112名作家获奖，其中，欧美获奖者占绝大多数；从性别上看，男性作家为获奖作家的主体；从时间分段上看，前半段的获奖者基本上是欧洲和北美洲国家的作家，后半段才转向其他各洲。调查结果表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欧美作家居多。由于该奖的评选是面向世界所有国家的，因而该奖也就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具有了权威性，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是获得了某种巨大的话语权”。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获奖人数最多的法、英、美三个国家均为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法国具有优秀文学传统，美国却另当别论。继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之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在文化和文学方面，英国是殖民主义文学的代表，美国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象征。因而，在西方试图通过文化软实力手段称霸世界的今天，这就愈发显示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话语权意义。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普京时代的历史及人们的心理书写，形成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乌托邦之声”。因而，诺贝尔文学奖“唤醒了人们对于俄罗斯历史上伟大作家的回忆”，也成为文学话语权的例证之一。
中国当下正在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提出的五项具体目标中，将文化强国列入其中，表明中国小康社会建设除政治和经济的强盛以外，还需要文化强国来作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内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政治上的独立、经济上的世界大国、科技和医学等领域也处于世界前列。“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亚投行的建立和人民币获得特别提款权等，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因素，并将在造福国民、惠及世界的伟大宏图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之后，特别是在当代的全球化发展中，中国文学也应与时俱进，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并凸显中国特色，才能在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西方社会对中国更加关注，同时也带动了域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视。莫言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传播，莫言也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最高领奖台，这就必定会促使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精神财富的积累与共享做出应有的贡献。
莫言获奖是作家本人在文学创作中个人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中国文化在当代发展的结晶。在莫言周围尚有一大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优秀作家。可以预言，借鉴全球化语境中莫言小说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国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一定能够为世界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