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刚从美国访学回来。同年，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同成立了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那时的我，踌躇满志，希望能够大展拳脚，更上一层楼。然而，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2008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有荣耀也有灾难，除了举国上下兴奋不已、热血沸腾的北京奥运会，还发生了让世人悲怆哀恸的汶川大地震。有些学者说，这是中国市民社会的元年；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真正起步。对我而言，2008意味着什么呢？

2008年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正在北京飞往香港的上空。刚回到家，电视里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我被电视中惨烈的画面吓傻了。接着，我的手机短信不断，其中一个是阮太（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阮曾媛琪）问我们中国社会工作硕士（MSW）课程在四川的同学有没有事，需要什么样的帮忙。作为课程主任的我赶紧跟同事叶嘉宝联系，让她发电邮询问四川的情况和需要，我同时也让同事一同为四川祷告。

之后，我陆续收到信息，知道我们在川的学生都平安无事，心里稍有安慰。但看到不断攀升的人员死伤数字和各种极其悲惨的画面，我的内心无比沉重。从学生们反馈的信息中，我们了解到他们此刻的需要——希望香港理工大学能够协助培训灾害管理和介入的课程。阮太也紧急联系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和秘书长史柏年，希望中国社工在这次地震中有所作为，同时也询问那边的需要。第二天，我们跟阮太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我们应该立即做什么、资金从哪里来。阮太说香港“女工商”已经联系她，愿意资助十万元让我们协助四川地震灾后管理和介入的工作。由于地震发生情况紧急且破坏性强，我们无法第一时间赶赴震区核心地带。经过商讨，我们决定为四川的社工和NGO的人员在紧急阶段过后的介入做培训准备，培训培训者（training of trainer）也是我们所擅长的。

坦白地说，我的社工同事们对灾害社会工作真的不懂，更别说有任何实操的经验，我作为人类学者更加不懂灾害社工。尽管如此，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去！得尽快去！”我深知我们在灾害社会工作领域的局限，但相信我们的到来会给四川的同学们极大的鼓舞。今天想起来，我们“同在”对当时在四川的同学们起到了很大的精神支持作用。

5月22日培训启动。我们先做一些基本的培训，之后再请台湾和其他有地震经验地区的学者过来。大家当时都很积极，但由谁来打头阵呢？作为中国网络负责人和MSW的课程主任，到灾区一线去是我义不容辞的。当我把前往四川的决定告知母亲时，心里突然觉得好难过。年迈的母亲皱着眉，眼神掠过一丝担忧，让我不敢直视。最终母亲没有阻拦我，因为她知道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好事，是去帮助受灾的同胞。

想起启程的那天，母亲送我到门口的一幕，我仍不免心酸。她目送我进了电梯，我看到了母亲眼里的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