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利用能源经历了从薪柴时代到煤炭时代再到油气时代的演变，能源结构的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一次飞跃，都带来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人类社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加，能源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中，石油更是被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血液”，成为各国不惜诉诸武力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理克莱蒙梭（Clemenceau）曾说，“一滴石油相当于我们战士的一滴鲜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不惜与美国为敌，出兵东南亚，目标就在于夺取缅甸和东印度群岛的石油；纳粹德国侵略罗马尼亚和苏联，其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也是夺取那里的石油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因素则相对上升。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能源安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区域性经济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政治和战略问题。石油也不再是市场上简单买卖的商品，而是首要的战略资源。未开发的油气及矿物储备地区突然间成了具备全球意义的战略争夺对象，寻求并控制油气资源等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核心动力，企业围绕油气资源展开的争夺演化成了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国家安全事件。总之，石油成了在21世纪初世界新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众多冲突中频繁出现的主角。围绕能源安全，世界各国根据自身的能源结构状况，纷纷制定了相应的能源战略，各国能源战略的相互影响和竞争交织成一幅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

在能源安全中最重要的是石油安全。目前，全球石油贸易量占能源贸易量的70%以上。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石油供应形势的恐慌，也使国际社会围绕能源展开的竞争日趋激烈。实际上，全球能源的总体供需结构基本上保持着供应略微剩余的平衡状态。石油价格的飙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石油峰值论”的影响。“石油峰值论”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Hubbert）发现的矿物资源“钟形曲线”规律。哈伯特认为，由于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在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哈伯特根据“石油峰值论”成功预测了美国本土石油产量在1970年前后到达峰值。从此以后，石油峰值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争论，并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乐观派”和“悲观派”两派观点。爱尔兰地质学家坎贝尔（Campbell）等继承哈伯特的理论，根据改进的数学模型预测全球石油产量将在2004～2015年达到顶点。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机构和专业人士对“石油峰值论”提出了质疑，有人甚至认为，石油时代会结束，但并不是因为石油短缺。2006年9月13日，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朱马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一个石油业研讨会时说，全球可开采原油储量约为5.7万亿桶，目前开采的1万亿桶不到总储量的18%，以目前开采速度，全球的原油储量还可以再开采100多年。另外，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技术进步，还会有更多石油被发现和开采，过去几年油价的大幅攀升也有助于产油国和石油公司加大对石油勘探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进一步增加石油储量和产量。尽管对“石油峰值”何时到来并不存在一致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石油是不可再生能源，人类开发利用得越多，所剩储量就越少。因此峰值本身的存在是客观的，问题只是它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到来。

针对上述严峻形势，一些能源消费大国纷纷展开了对替代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利用，但面临重重困难：风能、生物燃料、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分别是天然气发电成本的1.5倍、2倍和6倍，风能、太阳能的利用受环境局限过多，生物燃料导致粮食消耗大幅增加。专家预计，到2030年，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仍将占全球能源总消费量的90%，故仍将是世界的主流能源。正是由于上述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在短期内的不可替代性，世界各国围绕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展开的争夺还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并且其激烈程度有可能不断加剧。这必将会使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之间、不同能源生产国之间、不同能源消费国之间通过调整其能源战略不断地进行重复博弈，进而使世界能源格局愈加扑朔迷离。

从能源生产的角度来看，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及其他少数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石油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占世界总量的75.7%，其中中东地区国家占60%以上。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其中俄罗斯、伊朗、卡塔尔三国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量的55.7%。从能源消费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到2010年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将达60%以上。尽管美国的进口石油主要来自美洲地区，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只占其进口总量的20%左右，但是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其能源战略具有全球性的特点，除了保证自身能源安全以外，还应考虑其盟国的能源安全，更要通过控制主要油气生产地和油气运输通道左右国际市场，加强对盟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控制，从而服务其全球战略和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故而，能源丰富的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能源外交战略的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之间就曾对中东的石油展开过激烈争夺；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又围绕着中东石油展开了长期的争斗；冷战后，美国发起的两次伊拉克战争更是完全因石油而起。正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中亚地区不但油气资源丰富，更因其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因此该地区成为美国自冷战以来能源外交战略的关注焦点和重要着力点之一。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制定针对中亚地区的能源战略；小布什入主白宫以后，尤其是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借此实现了在中亚多国驻军。随着美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强，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升了该地区在美国能源战略和地缘政治战略中的地位，并将其作为美国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保证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基地。美国采取的这一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不仅对该地区的能源生产和市场格局，而且对其安全形势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这无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制定本国能源战略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考量，徐洪峰和李林河两位作者倾力推出了新作《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2001～2008）》。两位作者从21世纪初国际能源总体格局和大国能源竞争态势入手，深入剖析了美国布什政府能源外交调整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重点论述了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亚地区能源战略的基本思路，从而勾画出了这一时期美国中亚能源外交的完整面貌。两位作者虽然以“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2001～2008）”为题，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并没有落入“就事论事”的窠臼，而是将这一主题置于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这一大背景下考察，动态而深入地比较了布什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尤其是克林顿政府的能源外交战略，为研究美国能源外交战略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规律性结论。首先，国际安全局势左右着美国政府能源外交战略的方向。“9·11”事件之后美国能源外交政策从侧重于经济层面转为更注重政治和安全层面即是最好的例证。其次，世界能源格局影响着美国政府能源外交战略的重点。在布什政府时期，国际能源体系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中国、印度等新兴能源消费大国的出现。作为回应，布什政府在其出台的《能源外交与安全法案》中特别提出，应寻求与中国和印度签订一项关于能源合作的正式协定，让其加入国际能源供需系统，从而降低大国之间发生能源冲突的可能性。再次，美国总统及其政府成员的个人背景深刻地影响着美国能源外交战略的制定。布什政府的能源外交战略与小布什的共和党人身份、其“新保守主义”主张及其身后的石油产业背景都密不可分，以至于布什政府的政策报告看起来“更像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年度报告”。最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理念和深入骨髓的世界霸权思想塑造着美国政府能源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固然有牟取巨额利润的经济动因，但布什政府更是看中了这一地区的独特地缘政治优势，试图通过对该地区的控制达到向北挤压俄罗斯、向西控制伊朗和中东、向南牵制印巴、向东遏制中国的多重战略目标。

当然，两位作者的这一著作还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之处。比如，从篇章结构上看，本书在铺垫内容上用墨略多，这使中心论题的展开与深入稍显不足。再比如，文中对布什政府以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尤其是克林顿政府的能源战略多有介绍，但却并未论及布什政府的能源战略对奥巴马政府相应政策的影响，这使本书在总体上略显欠缺。不过，瑕不掩瑜，通过两位作者的论述，我们不但可以窥见布什政府制定能源外交战略的内在历程，更可以正确认识中亚地区在美国政府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从而有助于我们构建相应的中亚能源外交战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步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周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幅加快，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不断提高，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和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仍居于主导地位。相对石油和天然气而言，煤炭不但能源利用效率低，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来自于燃煤。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各国的重工业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其能源消费结构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但是，从我国拥有的能源禀赋看，煤炭的储量最为丰富，而石油、天然气的储量相对不足。另外，人口众多导致我国的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煤炭资源人均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左右，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正是在这种现实条件约束下，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从1995年的7.6%增加到2008年的50%以上。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消费量估计将达到4.5亿吨，届时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60%甚至更高，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将会变得愈加突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表示，能源资源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在2006年7月召开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上，应邀出席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着重强调了中国的能源政策，提出了“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从石油安全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在中国的能源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中国与现有石油供给国家和地区之间大多存在漫长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而中国海军的力量尚不能为此提供全方位的可靠保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亚地区不但油气资源丰富，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而且该地区通过陆路与中国西北地区接壤。加之上海经济合作组织的桥梁作用，这使中国和中亚地区在油气资源方面合作前景非常广阔。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中亚能源外交（2001～2008）》一书的推出可谓恰逢其时，希望它能为中国制定中亚能源外交战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倘如此，作为本论丛主编单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将深感荣幸。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曾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能够解决石油困境问题，就能赢取下一个时代的经济控制权。事实上，只要能从石油困境中解放出来，就能确定一个新纪元”。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