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触法语是进入大学以后。当我踏进外语学院的时候，同学已经完成了语音阶段的学习，幸而高中时，我上过北京大学的夜校，学了国际音标。于是我“照猫画虎”地读了试卷上那些词语，居然通过了考试，就跟班上课了。

不过，到底我还是缺了课。于是就找了一些有声资料“恶补”。当时，学校里的有声资料很有限，仅有的一些，如拉封登的寓言诗，大部分是有名的演员录制的，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如临其境。至今仍背得出一些段落。还有就是录制的民歌唱片，一遍一遍地跟着学。最初似懂非懂，回来再查文字与背景，直到弄懂，背下来，其乐无穷。至今，我仍认为，诗与歌不失为一种有趣味又有效的教学方式，值得借鉴！

我的启蒙老师对我的培养功不可没。唐老师说过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他说，语言是无所不在的，不要漏过任何细节，例如，药盒上的说明，就有它的专门说法，如此举一反三。他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同学们说他尖刻，不留情面，我也领教过。一次在走廊上碰到他，他问道，“Où vas-tu？”（你去哪儿？）我答，“Aux toilettes.”（去厕所。）他立刻说，“Tu ne sais pas comment être polie！”（你不懂礼貌。）当时，我十分难堪，可是教训无穷。的确，使用外语时，当事人对外语和母语的心理反应，效果不同。本人用外语欠妥当，自身反应不强烈，对母语听者就不同了。一不小心，就会出笑话，不可挽回！我不仅不埋怨他，相反我很感激他！

宋先生留学法国时，是学法律的，常替人“捉刀代笔”写论文，笔头十分严谨。在母语环境下学外语，最初只能靠语法来规范，逐渐才能运用得娴熟自如，笔头书写更难。教学多年，他善于把语法规则巧妙地运用到教学实例里来。例如，虚拟式的现在时和过去时，这种形式汉语里没有明显的形式变化，但并不是不能表达同样的意思，用个把语助词就解决了。他说，关键是，一个可能发生，一个不能发生。他设计一段文字场景，让学生自然地把不同的意思表达出来。例如，“要是我有时间，我就去。”究竟有没有时间，不一定，这就是可能的，或“要是我知道，我就去了。”显然，他不知道，也就没去。他把个人的体会传给了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谢先生的翻译功底甚深，他会告诉你，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应该如何表达。他曾任驻河内领事，把外交工作的经验带到教学里来了。他平时不大说话，上课时声音很小，半倚在讲桌上，他的教案例句写在香烟盒的背面。你如果不聚精会神地听，就不知其所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他遭了不少非议。后来一位同事继承了他的衣钵，教翻译课，大为受益。

我求学期间，有幸遇到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他们既有学识，又有经验、称职、爱护学生。郭老师从小随家人去法国，长在法国，学在法国，直到大学毕业，学的是机械。我们入学后，听的都是他的录音，非常地道。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应该总结经验，没去过法国的人，如何把法语学好。我说，还不是有了你们这些师长的榜样和教导！这是实话。但是他们的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局限，因而形成了北外有长有短的风格。一次郭老师带领我们师资班几个学生去北大一对教授家里，参加会见一位法国作家。面对法国作家，他竟然插不上嘴，讨论时，无言以对，无可交流。相比之下，北大的两位教授，他们也在里昂留学多年，虽然他们讲起法文来，就像听见了汉语，但是他们“有的可说”。语言只是一种表达形式，外形是为了表达内容的，而不是“绣花枕头”！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只有我们少数几个学生可以写论文，实践与研究脱节。语言运用能力不差，文化底蕴薄弱，不善于个人思考，独立钻研，拿出自己的见解，使知识升华，用在教学与工作上。一个学校形成的校风，有其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教员。至今仍值得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