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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国内学术界写了不少纪念利玛窦的文章，但笔者认为在利玛窦研究中有三位学者的贡献尤其之大，值得向学术界推介。
我向学术界推荐的第一位学者是意大利学者菲利普·米尼尼教授及他的新著《凤凰阁》
在《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融的使者》的展览中米尼尼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虽然利玛窦逝世已经400年了，但“当我们再度思考那次文明之间的不同寻常的相遇，发现友谊正是这个话题的焦点……这段历史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佳话，它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努力和行为，更体现了他们所代表的两国人民几千年来相互交往的愿望与动力。”从世界多文明的融合与发展的现实出发，米尼尼教授凸显了利玛窦的当代文化价值，如果说2010年的关于利玛窦的展览办得大气磅礴的话，这次他的这本《凤凰阁》则写得细致深入。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研究利玛窦的著作，特别是作为一名意大利的学者，作为一名利玛窦家乡的学者所写的这本利玛窦传记充分体现出了他的特点，相对于近年来所出版的多部利玛窦研究著作，
首先，对利玛窦在家乡的早期生活做了首次的研究。在以往的利玛窦研究最缺少的就是利玛窦家庭的情况，作为利玛窦家乡的学者来弥补学术研究的这一缺憾是最合适不过了。作者直接使用了《马切拉塔史》中关于利玛窦家族的材料，这样我们知道利玛窦的父亲是一位药铺的小老板，家族中不少人在罗马教廷任职，他还承包了马切拉塔市的银行。在书中作者还介绍了利玛窦父亲与母亲以及他的家庭的具体情况，他的父亲“约翰·巴蒂斯塔·里奇那几年过得颇为艰辛，1563年，由于经营不善，约翰·巴蒂斯塔·里奇管理的银行亏损了63弗罗林，他本人也因此锒铛入狱。后来，他被一位兄弟保释出狱，不得不暂时移居到距马切拉塔不远的蒙泰乔治（Montegiorgio）城。1565年，他在该城的市政府任财务管理员。翌年，他重返马切拉塔。也许就是在这一阶段，约翰·巴蒂斯塔·里奇为儿子规划了未来，希望他能够在教皇的宫廷中有所发展并为家族带来好运”。他的母亲叫“焦瓦纳”（Giovanna），利玛窦有6个弟弟，4个妹妹。这些材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前所未闻的。
其次，书中详尽地介绍了利玛窦在意大利期间的学习过程和文化背景。利玛窦知识渊博，才能超众，这在他自己的传记中可以清楚看出，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他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他的这些能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我们所知甚少，特别是将利玛窦放到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合理地说明他的宗教信仰的文化底色，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中显得十分单薄。米尼尼教授充分发挥了一位西方学者，特别是一位意大利学者熟悉西方宗教文化历史，熟悉文艺复兴历史的长处，对利玛窦在意大利的学习成长的文化历史背景做了极为详细的介绍。
从米尼尼教授的书中，我们知道利玛窦系统地接受了西方高等人文科学，即古典文学的训练，他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在历史方面，读“历史学家恺撒、萨卢斯蒂奥（Sallustio）、李维乌斯（Livio）和库尔齐奥（Curzio）的作品；在诗歌方面，他们要学习除《牧歌集》和《埃涅阿斯纪》第四卷以外的维吉尔（Virgilio）的诗歌、贺拉斯（Orazio）的颂歌选读，以及其他著名诗人的挽歌、讽刺诗等作品，但要删除其中的色情内容。在所有诗歌中，马尔齐亚莱（Marziale）的讽刺诗因风格优雅而备受推崇。1559年，耶稣会通过修会新建立的印刷所印制了一批删节版的马尔齐亚莱讽刺诗集。修辞学基础教材的内容主要来源于由奇普里亚诺（Cipriano）节选的苏亚雷斯（Soares）神父编写的《论修辞》一书。第二学期，学生们要阅读西塞罗的一些演讲稿。这个学期的学习宗旨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典作家并学习用希腊语写作。”“西塞罗外，亚里士多德也被视为语言学大师，他的两部作品《修辞学》和《诗学》是教学的重点。学校通过教授历史学家、拉丁和希腊作家的作品和各民族的风俗扩充学生的知识面。这里的拉丁和希腊作家主要是指古典作家，如狄摩西尼（Demostene）、柏拉图、修昔底德（Tucidide）、荷马（Omero）、赫西俄德（Esiodo）、品达（Pindaro）等，根据教会学校的要求，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与天主教义不符的内容被一一删除。除此之外，学校中还教授教父圣额俄略（Nazianzeno）、圣金口若望（Crisostomo）和圣巴西（Basilio）的作品。每天上课时，学生们要用几个小时学习和背诵古典作家的作品，练习写作并当众朗诵所学作家的作品或自己的作文。”正如作者所说，“文主义运动和文艺复兴在托斯卡纳地区留下了大批杰作，在那里的生活经历和与这些杰作的耳濡目染，极大地促进了年轻的利玛窦的成长，对其后来在‘真龙天子’的国度里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在书后所附的“大事记”也别具匠心。作者将“利玛窦的生平”“政治和宗教大事记”和“文化大事记”三个并列，从而使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利玛窦个人的生平，而是看到了利玛窦的时代与历史，使读者从更为宽阔的历史文化视角来理解利玛窦。
最后，书中充分展示了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中国学术界在利玛窦研究中主要发挥熟悉中文文献的特点，但在外文文献上略显不足。这些年来在关于利玛窦研究的翻译著作上，除了20个世纪西方的研究成果，如裴化行的著作、邓恩的著作外，真正能提供新的材料的著作并不多。但米尼尼教授的著作给我们展现了西方学术界主要的代表性的关于利玛窦研究的重要著作的成果，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例如，关于利玛窦的生平，他使用的是熊三拔的《有关利玛窦神父去世的报告》（Relação da morte do P.Mattheus Ricio），这份文献是罗马在1910年出版的，书的标题是《来自在利氏弥留之际一直照顾他的熊三拔神父寄给当时葡萄牙及葡属殖民地耶稣会会长的助手马什卡雷利亚什（A.Mascarenhas）神父的第一版报告》，这是利玛窦弥留之际所留下的一手重要文献。关于利玛窦的家庭，他使用的是帕奇尚尚未出版的《利玛窦的家庭》（La famiglia di Matteo Ricci）一书的文献，这些文献至今尚未正式出版。对利玛窦在耶稣会罗马公学院的学习情况，作者直接查阅到了原始档案中1574年春利玛窦在第一学期末获得的评语：“会友利玛窦，24岁（实际年龄为21岁），三年级。所修课程：修辞学一年级。学习成绩：中等；健康状况：良好；实际能力：可以在罗马以外教授二年级的语法课，在悉心准备后可以开始布道。”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这些都会使中国的读者们有一种新鲜感。
我向学界介绍的第二位是中国学者旅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学者宋黎明及他新作《神父们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3～1610）》。
我们先看看宋黎明在文献上的贡献。学术界对罗明坚带回欧洲的《教宗西师都五世致中国皇帝书》一直未有深入研究，显然这是一份利玛窦的重要文献，尽管执笔应是明代的文人，但工作主要是利玛窦所做，法国汉学家裴化行曾对这篇文献做过介绍，我国学者李华川对文献做过整理，
《教宗西师都五世致中国皇帝书》
太僧天主教门都僧皇西师都第五顿首拜大明国国主御座下：
伏以天主者，吾人之大父母也。生厕名世间，绍天主之正脉，处修善念，躬率礼拜教门，兼宣经戒等事，惟愿天下人，自知有大父母，不可不隆孝以尊拳（奉）天主，传其圣教，显其名号。闻外邦多有昧天主事理，眩于异端。生居天竺，恻然动念，是以不惮委任之勒，跋涉之劳，锱铢之费，特选笃实博雅儒僧，遍游四方，谕扬天主正教，授以真经。其经乃天主亲制，以惠后人，当佩服而恪守之也。往谕之后，又申衔（御）旨，欲其钦奉厥职，随所经历之地，察彼之教门，果与天主相合，始为正道。间有好崇邪说，即善为劝诱，以归吾教，毋使碔砆得以混玉哉。生见鄙，他无所求，窃幸推广慈悲，普济世人，俾仓（苍）生戴齿之伦，无不敬恭天主，谨遵规戒，则冥冥之中降以祯祥，同登仙境，不致悞（误）陷迷途，死堕苦狱，而生之夙愿慰矣。
先年曾委数僧，游至盛国，闻君明臣良，相与翊景运，文风丕振，苍赤宁生，经书家喻户晓，猗欤称綦隆矣。惟天主上帝，其事未解明否，今再令上僧四人，伯都鲁、宾禄、里诺、马的亚，德行颇优，儒文宏博，在热所天主名字寺发卷（愿），并旧住三僧，二德、玛窦、安东，代生趋拜足下，外具蔽国土物为贽，薄将鄙诚。其物第一件乃天主真经一卷，盖足下膺宝，历以抚黎元，必为天主宠佑。烦望口诵心维，俯垂清照，虽道隔云泥，不俨若近聆清诲乎？所属臣庶，亦希为宣谕，推仁柔远，毋曰诞妄，则幸甚、幸甚。
又望足下不弃贱壤，爰赐朔才杰士，泛航而来，使生常瞻懿范，方显真诚相爱，倘符愚愿，四僧给有剳牒，沿途运送，以华其行，则生之荷恩，宁有涯哉。敬修寸墨，伏祈台照不宣。
都僧皇西师都再顿首
旹目（自）
天主生日一千五百九十年西师都第五年三月天竺国京师书立
作者认为这篇文献并非罗明坚所写，在结论上和米尼尼相同，但在具体内容的分析上更为深入。作者对“国书”中所提到的四个使者做了分析，提出了不同于法国学者戴遂良的观点，同时，作者运用外文文献具体说明了这份“国书”产生的具体细节。这是一份涉及中国和梵蒂冈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有些细节仍待进一步研究，如为何这份“国书”的原刻板让罗明坚带回？为何这件文献留在巴黎？起草这份文献的中国文人是何人？罗明坚在这份文献起草中是何角色？尽管这些问题书中尚未回答，但作者目前的研究已经大大推进了学术的进步。
又如，作者在耶稣会档案馆所发现的夹在利玛窦书信中的一份中文附页，这是作者首次披露的一份从未被人注意的文献。作者认为，这份文献的作者“如水王顺民”很可能是利玛窦的一个文人朋友或者是私塾先生，尽管这是一个假设，尚无确凿证明，但作者从这份文献的拉丁文对中文的对照注音中发现利玛窦在中文的理解上尚有问题，一些字的拉丁注音完全错了。作者认为“尽管早在肇庆时期，利玛窦就声称自己中文已经过关，其实言过其实。利玛窦的中文水平显然被高估，而他的拉丁文水平也值得探讨”
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意大利，对西方语言和中文都比较熟悉，因此，作者从翻译入手，无论是中文翻译成外文，还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他对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做了研究，这是以往学者做得较少的。例如，对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西来净士”的翻译上的研究颇有新意，作者指出他们在向西方翻译这个词时都未解此意。由此，说明罗明坚和利玛窦在面临欧洲教会时是如何将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改以适应欧洲的文化，在对王泮所题字如何理解上，究竟是“仙花寺”还是“迁华寺”，作者的分析十分独到，指出了罗明坚和利玛窦在理解上均有问题，这些观点都很尖锐，作者的分析自成一家。
又如，作者对利玛窦着儒服的分析也很启发人，他认为利玛窦走出韶州时所戴的并非儒冠，而是东坡巾，这点利玛窦在晚年时自己也这样说过，但至今学术界并未深入分析，利玛窦将其称为东坡巾是有文化含义的。在他看来，东坡巾是道教的行头。这样，利玛窦的这套装束并非是儒家的装束，而是表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传道人”。利玛窦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当利玛窦穿戴直裰和东坡巾并以‘道人’自居时，他淡化了自己身上的佛教色彩而强化了方术的魅力”
在本人看来这是近三十年来在中文学术领域里研究利玛窦的最新进展，反映了中文学术的进步。学术观点尚可讨论，但从宋黎明的这种不为传统观点所束缚，坚持以原始文献为出发点，坚持中外文献的互对与互证，通过文献发现问题的研究方法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我向学界介绍的第三位是肇庆学者黎玉琴和刘明强及他们所发现的一份关于利玛窦的重要文献。2010年在肇庆召开的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肇庆本地学者公布了一份明代刘承范所写的《利玛窦传》，这是近年来在研究利玛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肇庆学院2011年第7期的《肇庆学院报》发表了黎玉琴、刘明强的《利玛窦史海钩沉一则》；2010年11月《韶关学院学报》发表了刘明强的论文《万历韶州同知刘承范及其〈利玛窦传〉》一文，
这份文献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传记中的记载来看，利玛窦的中文水平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相当好的。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献对进一步研究利玛窦在韶关时期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中文文献，同时，通过这篇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利玛窦在韶关期间对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总之，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中文文献。
利玛窦传
〔明〕刘承范
利玛窦者，西域高僧也，别号西泰。与其弟僧天佑重九译而至粤之端州，寓古刹中，采石陶砖建巨塔焉，其色尚白，颜曰“银海世界”。岁己丑，予与浙东陈海楼公同守韶阳。以职事赴端，谒制府刘公，维舟塔下。议翌日取道三水，查盘连阳诸州，因有游七星岩之约。是夕宿舟中，步王龟龄韵，口占云：“白塔何僧舍，清灯此夜舟。遥从三水去，少为七星留。”诘旦，利僧登舟献茶，询之，知为欧罗巴国人也。其貌则突颡深目，苍颜紫髯，觉有异焉者。其茶则清香满室，啜之两腋风生也。见予案头诗，因以请，遂命吏录以遗之。
越两月，连阳事竣，复诣端境，盖以制府檄余谈兵务也。会间密语，曰：“近惠潮道报称，合浦大盗陈某者，连年勾引琉球诸国，劫掠禁地，杀人於货，大为边患。又香山澳旧为诸番朝贡舣舟之所，迩来法制渐弛，闻诸夷不奉正朔者，亦遄遄假朝贡为名，贸迁其间，包藏祸心，渐不可长。本院欲肃将天威，提楼舡之师，首平大盗，旋日一鼓歼之。第闻海南欧罗巴国，有二僧潛住我境，密尔军门，倘一泄漏，事体未便。该厅当以本院指召而谕之：‘韶州有南华寺，为六祖说法之所，中有曹溪，水味甚甘，与西天无异，曷徃居之？是一花五叶之后，又德积余芳也。’即彼当年有建塔之费，本院当倍偿之。”余“唯唯”。出。是日诏僧，语之故，余尚未启口，辄曰：“大夫所谕，得非军门欲搜香山澳乎？此不预吾事，吾何敢泄。第皇明御世，如天覆地载，异域远人，招之尚恐其不来，今欲逐之，则越裳白雉，不当献周庭矣。”余曰：“汝何以知之？岂军门将吏有私於汝者乎！”曰：“小僧舫海越都，走数万里，岂人间念头尚不能前知乎？但欲我移居南华固所愿也。”及语以建塔偿金，乃曰：“军门用兵，无非欲加官荫子耳。和尚视中国四夷如一人，即此幻身究亦成空耳，须金何为？但人命至重，一观兵无不波及，大人若承望风，旨而行之，恐有鬼神司祸福者。”予闻其言，大骇。次早谒军门密请曰：“臺下曾以兵事询将吏乎？”曰：“此事甚大，即府道亦未及询，直以该厅缜密，故厚托之。”云云。是日，二僧亦赴军门叩辞，且治装行，塔中物一无所取，仅图书数匣，出之几上，方移入舟中。军门令人觇之，始知其所携者，皆《六经》《语》《孟》及《性鉴》《史记》诸书，而他不与也。益深喜，复遣篙师送之，而二僧竟辞不受。盖自是即入南华矣。
居数日，予有香山之行，声言查盘军饷，实是则物色澳夷也。香山尹徐君迎而问曰：“大人此行，岂军门令观兵乎？”余曰：“惟查饷耳。”徐曰：“饷以饷兵，而特委大人，固知军门指矣。”次日，余偕徐尹，亲诣澳中，则见诸番皆鸟言卉服。即所称操万赀者，多文身断发，绝无他技。询之皆中国之人，勾引而来，利其所有耳。徐尹曰：“职矢以百口，保其无他，且军门军饷，取给广州者，每岁不下三十余万，皆自榷税中来也。倘必欲加兵诸夷，必疑畏而不至，则此饷何从取足？又朝贡诸番，假令藉口而绝中国，九重之上，将有辞於此举矣。窃以为寝之便。”余於是大书一联于澳门曰：“帝德配天，万里梯航输上国；臣心如水，一泓星月照灵台。”徐尹深嘉之，而授诸梓。乃取该县印，结连囘呈以上。
其略曰：伏睹皇明祖训，有以四方诸夷，皆隔山限海，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轻兵以伐，不祥也。大哉王言，其万世御夷之龟鉴乎？职至愚，不知海防至计，昨祇承宪令，躬诣香山，窃於议澳夷者，有慨于中焉：夫香山澳距广州三百里而遥。旧为占城、暹罗、真腊、诸番朝贡舣舟之所，海滨弹丸地耳。第明珠、大贝、犀象、齿角之类，航海而来，自朝献抽分，外襟与牙人互市，而中国豪商大贾，亦挟奇货以徃，迩来不下数十万人矣。顷当事者，睹澳夷日聚，或酿意外之虞？欲提楼舡之卒，驱之海上，岂非为东粤计深远哉！顾东南岛，惟日本鸷悍，祖宗朝尝绝之。而占城诸国，世修朝贡。尝询之浮海之民，及商於澳门者，咸谓诸夷，素奉佛教，贸易毫发不敢欺绐。彼酋长皆家累万金，重自爱惜。乃楼舡将军，谓拥旗提鼓，以靖海岛，可大得志。诸褊裨之仕，慕诸夷珍宝山积，大创即可囊而归之。事虽未行，而先声已播，且有乘此诈嚇者。不知诸夷念此至熟矣。假令一旦出师，彼且漂海而逝，我军望洋而返，意必恣意杀戮，伪上首级，海上益骚然矣。无乃为东粤生灵祸乎？近代为患者，莫如边虏。我皇上俯从互市之请，二十年来锤槖卧鼓，以享太平之福。视往岁兴兵之费，所省什伯，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独奈何使款顺之夷，望之而惊且走哉？是明珠、大贝，不饰朝夕，犀象、齿角不充玩好也。请膀之通衢，照常抽分，听彼贸易，以安诸夷向化之心。毋弦虚声，自相疑骇，而沿海弋舡，仍严为防守，斯备其在我以制之之道也。倘必以倭奴视诸夷，而曰“吾且为郭钦，为江统，无论仰背祖训，即视皇上互市之意异矣”。云云。时万历庚寅春莫也。奉军门刘批据议，酌古准今，信为驭夷长策，即将批词及申文警语，悬之香山、澳门港口泊舟紧要处可也。
又越月，则利僧至韶阳请太守陈公，曰：“蒙军门命僧移居南华，敢不遵依，但寺僧皆椎牛嗜酒，大坏六祖之教，僧羞与为侣。且去府较远，浮言易兴，愿移府城外光孝寺，以观德化何如？”公素闻其名，即为之具陈军门，军门云：“前练兵厅，勘处诸番情由，招携来远，两得其道，则蔡人皆吾人也，又何有於僧人哉？其欲移居府城也，或亦远人慕义之诚乎？虽与之处可耳。”寺在府城西河外，芙蓉山在焉，即六祖著谭经处，利僧取旁隙地居之。
以本年九月九日建八方高阁一座，上悬木天楼，刻七星，因取予过端州诗，“少为七星留”之句，以为懺。阁凡三层，上祀天主母，中祀天主，他无祀焉。又精舍数间，所藏皆《六经》正学，《子史》诸书，求其手自翻译者，独《大瀛全图》耳。
予与陈堂翁诘之曰：“吾中国世传，谓達摩西来，人称阿弥陀佛，故礼佛法者，必尊三宝。唐元荘，白马驼经，亦自西番来，自是支流派演。称佛藏经者，几汗牛充栋。尔为西僧，独曰不然。毋乃学於墨氏，而不从其教乎？”曰：“西番诸专城之国，不下二伯有奇，今所称阿弥陀佛，或系他国教主，我欧罗巴国无是也。惟以天下之至称者，莫于天苍苍之表，惟神主之，而此神实生於此母，故本国止祀一神。若曰‘见象作福多’，则念不专矣。”曰：“何以知之？”曰：“下国相传，自有典故。”及视其象绘在玻璃板中，非金非玉，然须眉眼目，俱觉微动，真神物也。
及询其书所自来，曰：“吾远游上国，直为数卷书耳。始一译而之占城，又历数十国，无过吾心者；乃再译而之暹罗，又历数十国无当吾心者；乃三译而之真腊；四译而之琉球，五译而之福岛，计所適国，凡百有奇，为时则十年徃矣。然竟未睹挟书者。问之道路，皆盛称广城，故专觅乡道，尽译汉音，乃徐徐入广。至睹坊间书籍，大契吾心，恨独不识汉字耳。遂谋之主人，专求明师？翌日，果有秀士至，且问且答，曰‘闻僧欲求明师乎？’曰：‘《六经》须得一师，《四书》诸史共一师，可也’。秀士曰‘天下止有《五经》安得有《六经》？此是人绐汝耳’。曰：‘汝新会，道学陈白沙诗，传入我国，有《六经》仁义沛江河之句，岂此诗亦妄乎？’遂不答而去。越数日，则有余师矣。三年间，朝夕思绛，遂尽得诸书之趣。官长士夫及俗辈来访者，多苦无暇晷，乃避之肇庆，今不得已而处於韶阳，或亦安身立命处也。”予与陈公闻之，遂嘉赏曰：“如僧所言，盖振古异人也，岂特彼所谓豪杰之士哉？”
无何，南雄司理渭南孙公，以公事过韶问余曰：“贵治有西僧乎？”余曰：“然”。“精书史乎？”余曰：“书虽有，精不精，非所知也。”孙遂与余造之。孙业《诗》，以《蒸民》《元鸟》章问。余业《易》，以《易》与《天地》准章问僧，皆能言其旨。孙目余笑曰：“余两人各治一经，而僧兼之，宁不见笑於彼乎？”遂揖去。盖自是僧之名重矣。诸达官过韶间，有不入城而独谒西僧者。
所携有铜人刻漏二，别为密室藏之，其机发一，悬之梁上。日有十二时，每时至，则铜人之司时者，起而一击於某时上，其声巨。时有八刻，每刻至，则铜人之司刻者，起而一击於某刻上，其声细。中间消息流动，非他人所能识。又有浑天仪二，一以测天，一以测地，一以测山川河海。如云天有九重，自第一重至第二重，该若干度，算若干里。自某国至某国，该若干度，算若干里。余皆执至，以坐照之。吾初未甚信，因指所对皇冈山，而命之曰：“汝试度寺门至山顶，相几何？”僧执仪而睨视之曰：“若干，若干。”乃命左右取麻线数缕，牵至山顶，以僧所定步弓较之，无毫发爽。又有奇石一，约一尺五寸许，光明莹彻，若水晶然，而温润过之。仰照之，则日星辰无不垂象；俯照之，则山川湖海无不深列。其最妙处、又能解观者意，现出本省名胜。如陈翁浙人，欲见西湖则西湖，欲普陀则普陀。予楚人欲衡岳则衡岳，欲鹤楼则鹤楼。其神妙有如此者。会有家京师者，请见皇宫。则止之曰：“万里君门，岂易窥。”遂函收之而罢。
明年元夕，市中酒徒数人，至寺游玩，借观神物，意恃酗酒，即可攘而有也。时二僧方与诸文学谈经阁下，谓酒人曰：“汝诚欲我衣钵，但拜天主老爷，可任意携去。”数人方下拜，忽闻阁上大响一声，各门尽合。即八方窗棂无一得开，其宫室机法之妙，大率类此。数人俯伏地下，若綑缚然，牢不可脱。次日曲江县令至彼处拈香，诸酒徒将责治之，二僧因请代责，乃罢。令遂为之请於府道，出示严禁，二僧惟束之高阁，绝不张挂。曰：“恐人谓和尚假府道势，以恣恐吓也”。
辛卯五月朔二日，二僧入敝署求见，因谓曰：“老爷不久当有远行，但要欢然自得，绝莫忧煎。”予知其为休官兆也。即应之曰：“吾何所忧？但虑嗣息耳。”曰：“老爷念念好生，即如香山一行，全活不啻数万，上天已昭鉴之。公子须在六十之外，此时且不必望。”予细叩之曰：“老爷遂於《易》者，唯《乾》天也一章，最宜熟玩，老爷子女多在其中，终始不脱此数。”余不省所谓，遂辞之而去。是年七月，余果以黔中人言，挂冠还里。二僧相送，谓余曰：“爷行后，亦欲治装游两都，历各省，备观皇明风教。俟老爷八十后，僧尚有缘适楚，又当图一良晤，祈留一言教之。”余曰：“汝之见识，高出凡庸一等，何待余言。惟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此今古不易之理也。倘至关下，出宝藏以献当宁，必获重赉。即官爵非汝所欲，亦明哲保身之道也。”僧深以为然，遂稽首而别。
按：西僧履历行藏，皆余所目击者，真生平奇遇也。故传之以志岁月。后见所著，有《天学初函》诸书行於世。随阅本府《徐公祖文集》，亦有《西僧传》，称“天和尚留金陵，西泰则以进宝如京师矣”，盖信前言不诬云。
以上关于利玛窦研究的最新进展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