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性质的嬗变为世界所关注。在苏联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在面对国内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阻挠下，苏联形成了符合当时国情和时代背景的核心价值建设体系，并不遗余力地将该体系灌输给社会成员。

（1）培育“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说过：“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生活碌碌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的这段话，是苏联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培育的全新价值观的文学概括，这种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自觉地把自己的个人利益融化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每个人都自觉地以国家为中心，以体现国家的整体价值作为个人追求的唯一价值取向。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历届领导人都重视向全体国民灌输“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价值观曾鼓舞苏联一代人去夺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忍受“战时共产主义”的艰难；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忘我劳动；忍饥挨饿接受农业全盘集体化后的“义务交售制”；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还包括默默地面对持续不断的“大清洗”的折磨；等等。可以说，“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对苏联国民始终起着支配作用，它的历史功绩我们应予肯定。但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必然产生对个人价值、个人利益、自我意识的完全否定，个人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螺丝钉，苏联价值观的裂变就成为必然了。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亚城问一位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的铁路工人：“为什么不把妻子接过来，使自己有一个舒适的家庭、正常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那位工人瞪眼答道：“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工作。不，不仅是工作，而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一段时刻，有着无穷无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1818221实践证明，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其个性的发展、人生价值的追求，与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完全否定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其结果反而抑制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2）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便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既无经验可循，又面临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多方阻挠。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并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践相结合，开启了一条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权威性。通过翻译出版经典著作、设置政治理论课程、编撰教科书、展开学术论战等实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818222苏联于1922年组建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4年成立了列宁研究院，1930年联共（布）中央决定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主义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并将其划归联共（布）宣传局领导，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这些经典著作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提供了重要保证。1930～1950年代，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苏联编辑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教科书，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读本。1930年代，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就苏联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纲和教学制度以及教科书的编写问题发布了一系列决议，各高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规定为必修的政治理论课，首次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学校教育，设立专门机构、编制专业人员，使用专门教材，比较系统地灌输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由局部地区拓展到全国各地，传播形式由随意分散到较为规范系统。1920～1930年代，苏联哲学史上发生了两次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哲学论战，学者们就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推上了苏联国家和全民族唯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位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然而，自斯大林担任苏共领导人之后，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本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对本国的国情缺乏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模式化、教条化，形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此，苏联日益背离了列宁开辟的正确道路，长期陷于“左”倾教条主义之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也始终未能超越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范式的束缚。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戈尔巴乔夫，则反其道而行之，把突破变成了背叛，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3）重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对全体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苏联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中心环节。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指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其中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基本任务。他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先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1818223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苏联各级各类学校最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并成为苏联学校的纲领性目标。苏联学校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诚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教育，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集体主义教育，指导学生确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大局观；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教育，培养学生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劳动观。苏联学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课外与校外活动，少先队及共青团组织、社会文化机构等多种途径进行。其中，社会公益活动和生产劳动是将灌输的理论加以深入和内化的有效方式，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最重要途径。“列宁把在劳动和社会活动中的教育原则视作共产主义教育的主导原则。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都对青少年的劳动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1818224总之，苏联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通过教学与教育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的效果。当然，苏联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也存在着许多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缺少现实针对性，教育方法呆板僵化、不知变通，教育过程徒具排场和形式，教育效果不好，信仰危机蔓延。早在苏共二十大后，在苏联部分大学里就出现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和反苏共的政治活动。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学生在思想上距离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要求越来越远。其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递交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作和党是对立的；1/3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1818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