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民族问题形成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曾对其施以方向完全不同的影响，使得蒙古民族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近代蒙古社会的先觉者通过不同的场景感受到本民族业已积弱积贫的态势，民族主义这一工具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完全改变了王朝中国族类共同体之间传统关系的解读方式，重置蒙古人与王朝中国的历史关系成为一种历史选择。正是在这一选择进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分离其与中国中央政权之间一体政治关系的关键。蒙古人昔日政治服从和忠诚的对象清王朝被视为殖民者。

在喀尔喀蒙古人的历史选择中，沙俄及苏俄、日本等或直接或间接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承继了王朝领土遗产的民国政府终因实力不逮、措置失当未能真正促成与喀尔喀蒙古传统关系的修复，与喀尔喀蒙古社会全面的历史关系在一个新的国际政府格局中走向分离。

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喀尔喀蒙古人独立意识的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内蒙古一些盟旗具有新政治意识和反抗精神的人士对喀尔喀蒙古人独立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直到1921年，喀尔喀蒙古人并未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史上一般视之为“外蒙古自治”时期，名义上其仍然作为民国政府治下的“蒙古问题”而存在，人民的社会生活并未有多少改善，政治冲突、经济困难、社会矛盾激烈为喀尔喀蒙古人革命准备了更多社会条件。随着喀尔喀蒙古人新国家的建立，对于中国而言，蒙古民族问题的结构便在空间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内蒙古蒙古族的生存和社会发展问题才构成中国民族问题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