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世界各地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化,人类社会对族类共同体认知的演化更加剧烈,族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化。对族类共同体演化影响最深远的应属欧洲民族国家建立、工业革命及在工业革命推动下欧洲人的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浪潮。这一历史过程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认知“种族”、“民族”化的历史进程。在西方民族主义高涨时代形成的以种族为轴心的概念结构中,nation与race概念的重叠、强化表现在西欧民族国家层面上具有种族优越感的现代民族(nation)观念,ethnic与race的概念重叠则被用来指称那些处于西欧民族国家模式之外或在西方民族国家之中尚未融入“民族”的族类群体。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从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进程来看,在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满足了资产阶级革命动员的需要,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历史演化而来的族类共同体,将人类社会这一现象迅速演化为具有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效能的“民族”浪潮。“民族”成为资本主义时代最为显著的族类共同体现象。到了17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法国大革命所推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现象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建立起来,以至于民族现象在重新划分欧洲国家版图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后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形成链式反应,以欧美为中心渐次向外扩展,形成了对全球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新大陆的开辟和非洲黑奴的贩卖,在西方语境中“种族”
欧洲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使人类社会的族类共同体现象在资本主义时代突出表现为民族与国家的联系,演化为影响至今的民族现象。在具有差异的族类共同体之间由于差异、具体的利益竞争等,民族现象也日益与具体民族群体的权力、利益、政治诉求等相联系,凸显其在国内、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于是,民族现象不仅与特定族类共同体社会文化生活相关联,而且与人类社会政治版图的划分和经济利益的分野相关联。关于民族现象的理论也日益发达起来,各种理论虽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有两种观点有普遍的影响,一为将民族现象与国家政治全面结合,承认民族现象在国家政治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一为强调国家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具有同一性的单一民族国家理论。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生活仍然处在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已经历了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同时,也在经历着经济全球化的洗礼,于是,至少在进入后民族结构的欧美国家,族类共同体现象更多被标示为后现代特征的“族群”(ethnic group),欧美社会出现了将民族现象与政治相分离,认为民族现象主要指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与国家政治生活无涉的理论倾向,并认为由于人们利用事先业已存在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文化或者文化遗产等,通过在文化上富于创造性的、空想的、积极创造而造就了民族。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从人类社会对事物的分类特征去认识和分析这一现象。“我们将世界进行分类,既会赋予我们力量去行动和认知,同时也会限制我们,因为我们所能知道的、参与的、认知的、想要的、承认是有序的以及为之奋斗的,都由我们所采用的分类框架预先设定了。”
在不同的文化或社会中,对族类共同体的标示也有着一定的差别,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由于西方社会对世界各地强烈的影响,关于对族类共同体的表述和标示也受到西方观点的强烈影响,如果我们将“种族”(ethnic group)、“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都看成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在当代世界的衍生,以及当代人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推动族类共同体现象演化的结果。我们就得承认族类共同体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与分解”的动态历史进程,族类共同体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类型和标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