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言并不属于上层建筑。语言与上层建筑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千百万年在生产劳动和生活交往中共同创造的。语言作为人们的交往工具，与其他的任何生产工具一样，一视同仁地为各类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不同阶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服务。此外，上层建筑只能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介同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而语言却与人们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人们的生产活动丰富多彩，所以与它进行直接联系的语言随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词汇不断产生。当然，也有一些老的词汇也会逐步消失，或被赋予新的含义。

“话语权”这一概念，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970年12月，福柯提出了“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的著名命题。他认为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这就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赋予了权力和利益的功能。我认为，福柯是对的。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反映了人们或国家在社会或世界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

正因如此，我又认为，文化与语言不同。语言有民族之分，但其本身却没有阶级之分，语言永远是全人类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之间进行交往的工具。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文化也有民族之分，但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化同时又有阶级之分。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与特定社会中人的思维形影相随、不能分离。因此，语言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它在形式上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中它所表达的一些特定的思想内容却是有阶级性的。随着特定社会中人的思维与表达，它在特定条件下被赋予了一定的阶级性含义。因此，对国际交往中的特定语言，我们不仅要关注词意的表象，更要关注表达者在词意背后已经赋予它所承载的实际内容，关注表达者在表达这一词句的背后试图获得的权力、权利和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