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现代学科布局的框架内提出的。这一学科布局既基于民族学转向以来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文化显现。“广州学”要符合现代学科布局，就应当具有相当的文献基础，尤其需要重视对文献基础的再利用与再阐释。《广州大典》正是这一学科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源，应在对其研究的多向拓展上加以重视。以《广州大典》为基础的“广州学”研究拓展可以有“面向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理论”与“面向实务”四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