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行程中，先后提出和实践着两种“两权分离”。它们分别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相分离”。这两种分离，出现在同一体制下，仅仅是一种提法上的差别还是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如果有所不同，那么各自是否存在着独立的意义？探讨这一问题，显然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