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有的人是死后才诞生的”。这句话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来说可能只对了一半。施米特在生前享受过显赫的荣誉，也遭到过诋毁、冷遇和沉寂。但在1985年去世之后的20年中，施米特的确获得了一次“再生”。他的宪政思想及其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备受关注，其影响力从德国散播到整个英语学术界，吸引了分属于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和不同理论谱系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最近几年间，汉语思想界也出现了研究和探讨施米特学说的热点）。尤其在当代讨论民主政体的正当性问题，我们似乎逃不开施米特幽灵的纠缠。

在对施米特之民主理论的探讨中，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某些论述与施米特论题的暗合性与相关性。牛津大学政治思想史家Müller曾指出，“在阿伦特论述革命的著作中，施米特被呈现为一个隐秘的对话者（implied interlocutor）”。（Müller，2003：2）。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Scheuerman以“阿伦特对施米特的挑战”为题检讨各自对“革命与宪法”关系的论述（Scheuerman，1997）。美国政治理论界的后起之秀Kalyvas也发表有关阿伦特与决断问题的关系的论文（Kalyvas，2004）。在汉语学术界中，台湾政治思想史家萧高彦教授最近在对“阿伦特与施米特的隐秘对话”论述中重构了施米特与阿伦特关于制宪问题的两种范式（萧高彦，2005）。这些工作开启了对阿伦特与施米特比较研究的视野。1861582本文可以看做是这些研究工作的一种继续，试图在这些学者的启发下进一步梳理施米特与阿伦特对于现代民主政体正当性的不同论述及其彼此构成的潜在论辩。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由现代民主革命所创立政权的正当性悖论问题。这是施米特与阿伦特共同面对的主题，对此他们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论证来克服所谓“西耶斯恶性循环”。本文认为，施米特以“主权决断论”提出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证，而阿伦特在对美国革命的阐释中建构了一种“政治行动论”的论证，并试图以此克服法国革命所代表的“人民民主专政”范式。本文试图分析指出，阿伦特的论述较之施米特的理论对现代性条件具有更为敏感与切实的把握，对当代的民主理论发展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