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商谈原则是哈贝马斯理性生活建构的核心原则，它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生活领域，即在各个领域中都可以运用商谈原则达成主观的真理性共识。但是这些共识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主要论题，并作为政治要求输入制度化的政治领域，才能最终形成制度性的行动规范。所以在政治层面的民主商谈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原则，它包含了所有领域的论题，并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强制性的行动规范。只有在这种规范的保障下，人的自主和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基于以上立场，现实的政治实践成为哈贝马斯关注的主要对象。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的制度和原则包含了普遍主义结构。只是在工具理性的侵蚀下发生了变异，只要使它重新合理化，它的普遍主义特征就会重新显现，并成为人类生活实践的核心。哈贝马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民主商谈超越了制度化的政治范围，涵盖了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其二，民主商谈不再是以民族国家为地域界限，直接面对人类的整体性存在。

本文力图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变迁的分析视角，来考察哈贝马斯如何对马克思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逐渐走向对资本主义民主理论关注的逻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