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China’s G20 Presidency：Coming at the Wrong Moment

文章框架：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持续累积；世界上许多经济体面临着内部挑战；贸易是二十国集团迄今为止已经有相当复杂记录的另一个领域；中国一定会利用G20展示其基础设施融资的两大倡议。

观点摘要：

1.中国在一个敏感的时刻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其核心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和“创新增长方式”。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主持G20是塑造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机会，也将促进中国国内发展议程。一方面，于9月4～5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将允许中国展示其发展和减贫的独特路线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到21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持G20峰会是一个及时的机会，来定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通过设定雄心勃勃的、现实的目标，为实现全球共同利益推进自身的行动和原则）。另一方面，担任轮值主席国在一个敏感的时刻到来，中国领导层必须解决一些紧迫问题：今年国内经济放缓；中美关系微妙但存在明显裂缝（特别是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角色以及中国有关九段线的声明）。在完成其现代化之前，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2.同时，中国是第一个（考虑到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是G8成员，于2013年主办G20峰会）主持世界主要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非西方国家。在中国的领导下，重新重视二十国集团价值的讨论。这种相对较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越来越被批评为空想，不会成功地给全球经济带来新动力。2016年，许多新的挑战正在涌现：世界GDP增长预计将低于其长期以来的平均水平，全球贸易放缓，国际投资流下降。

3.近年来，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持续累积。2006年，金砖国家占全球外汇储备的30%，中国占20%；这两个百分比在2014年分别增长到40%和31%。新兴经济体也持有较少的主权债务，它们已经建立了双边和区域货币互换安排。此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超过110个国家已经实施了宏观审慎措施，有证据表明，相关的外国汇率措施对新兴市场更为有效。这些广泛的趋势表明，新兴经济体仍然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突然变化的影响。虽然已经有许多国家呼吁进行更大的全球协调，但这不太可能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应对全球宏观经济挑战上，促使国际合作成功需要实现对目标的切实期望以及用更大的决心来更好地整合不同政策。扩大G20增长战略的重点（特别是通过平衡财政整顿和货币扩张）以及重振相互评估程序促进着2016年中国的优先事项发展。

4.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经济合作需要建立在更深思熟虑的承诺之上，世界上许多经济体面临着内部挑战。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走向新的增长来源——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消费而不是固定资本，服务而不是制造，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SOEs），创新而不是输入积累。这一转变以及伴随到来的“新常态”——7%的增长和工业增长放缓——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尽管过度悲观主义是毫无根据的。原材料（如铜、石油和矿物以及中间产品，特别是用于生产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零件和组件）生产商已经看到了最大的变化。在全球价值链中，即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附加值的出口通常要通过中国，并且经济放缓对出口绩效有明显的影响。与之相反，一些低成本的生产者可以受益于行业生产搬迁，在这些行业中，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曾经享有绝对优势。

5.有关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不确定的，并且这似乎取决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早在2015年9月，中国承诺加快努力，按照西方公司重塑国有企业。最近，中国政府宣布承认并解决钢铁和造船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主要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建议中国建立一个专责小组，帮助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重组。

6.贸易是二十国集团迄今为止已经有相当复杂记录的另一个领域。它的作用相当于克服看似棘手的国际经济问题中的一个断路器。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确保了贸易保护主义停滞的应用；另一方面，对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的反复呼吁相当于空谈，从而损害了二十国集团在贸易政策方面的信誉。相反，由二十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发起的贸易政策“大区域化”转变增加了势头。G20是否最终成功地恢复多边主义将部分取决于促进协议对话的行动，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以及俄罗斯-欧盟经济政策中心（RECEP）和世界贸易组织（WTO）。2009年后，贸易崩溃是全球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二十国集团在建立协调一致的政策上达成共识，以恢复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放缓也削弱了贸易流动，增加了阻力。

7.G20应追求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贸易议程，并且中国从中获得很多，鉴于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行动可以由个别政府共同实施，以减少贸易成本，提高对企业的服务。贸易政策（包括补贴和投资激励）以及更有效的监控也可以为全球贸易谈判提供动力。

8.此外，在气候变化与发展的交叉点上，有着巨大的全球基础设施缺口。这是最近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优先事项，并且这似乎在中国的2016年议程中也十分醒目。G20领导人于2014年11月在布里斯班峰会宣布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GIH是G20创建国际机构能力的一个罕见例子。它现在全面运作，并在G20实现其多年全球投资议程的集体努力中发挥潜在的重要作用。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项目的重点是缩小数据差距，为提高政府能力进行项目的选择和准备，将银行项目与私营部门伙伴相匹配，并确保促进投资的安全机构设置。同时，在一个弱的多边议程背景下，许多区域倡议表现出很高的潜力，G20成为游戏改变者，并拥有巨大的增长和发展影响。中国一定会利用G20显示其基础设施融资的两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