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7000多年前，晋江就有人居住。战国时期，闽越族在晋江陆耕海渔。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族大批南下，到唐代，南下晋江的汉人愈益增多，从而促进了晋江的开放与文化交融。一方面，晋江“人稠山谷瘠”，因此除了“耕破云山万千重”外，还得大面积“围海造埭”。另一方面，晋江又有三面“有海浩无穷”的机遇与便利，除了打鱼海殖外，还促使他们有了“造舟通异域”的创业冲动与“市井十洲人”的通商盛况。由于上述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社会历史原因，使晋江及晋江人在唐代以前就有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积淀，即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交融与互补；农耕实践及其生活方式与海渔实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商业活动及其生活方式的结合与互动。这种文化积淀必然使晋江人的个体素质、文化心理、精神风貌比之中国广大封闭、落后的内陆地区更丰富，更领先一步。特别是由自然历史条件逼迫出来的历史性的围海耕山，海事冒险，海外创业及内外通商等实践活动，使晋江人不仅具有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开创拼搏的意志、毅力与人生态度，而且养成了开放意识、商品意识、宽容情怀，以及竞争、冒险精神。由晋江传人秉承这种文化积淀，又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通过更艰辛卓著的创造活动，得以进一步扬弃与发展。晋江的开发及其完整、成熟的文化形态虽然发生在较晚的年代，但与同处于这一社会历史时段的其他地区相比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文化内涵更丰富（即上述的多元文化的熏陶与积淀），它的文化起点也更高（具备中原文化所短缺的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竞争冒险精神等）。

正是晋江先民的这些精神品格，使贫瘠的晋江，在唐、宋时期，就先后成为中国的“上等县”和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成为当时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的中转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形成了“市井十洲人”的通商盛况；泉州“刺桐古港”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1871524

明清以来，由于朝廷的海禁政策，倭寇骚扰造成的大破坏，以及近代动荡不安等社会历史原因，昔日繁荣的晋江海港逐渐衰落，商贸业也日渐式微。但是，在逆境下的晋江人仍不甘沉寂，他们不顾“海禁”，仍在海上悄悄地进行着对外贸易，而且铤而走险，进一步发展拓外活动，以各种方式偷渡出海，到海外去创业。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的300年中，东南亚的马尼拉、巴达维亚、占城、柔佛、马六甲、暹罗等地都已形成华人族群，其中不少是晋江人，马尼拉八涧的华人社区中，晋江人已占大多数1871541。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取消海禁，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东南亚的形势亦发生了变化，晋江人就更大规模地移居海外；每年移居海外者，从数以千计发展到数以万计，终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形成了晋江籍华侨社会。而在开拓海外事业的过程中，晋江人的叛逆精神、求实精神和冒险精神又得到了加强和发展。由于更广泛地与海外世界接触，原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晋江人，日益走出中原文化，接受了商品经济文化精神的熏陶。他们重情义、讲信誉、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充满着开放、进取的精神。晋江人在海外创业中也多有成就，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第二晋江”。

从1949～1978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对峙，国家对晋江几乎没有经济建设投资，晋江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加上“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压抑了晋江人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时期，晋江特有的优势和能量，如华侨优势、生存活力、应变能力，以及经商技能、民间外贸传统等，都没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与释放。晋江工业发展缓慢，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而农业主要是搞粮食，虽然农业亩产量逐年增加，但人多地少的历史难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益严重。30年间，百万晋江人顽强地拼搏在有限的耕地上，虽然创造了“高产”，但粮食却不能自给，县财政靠国家补助，晋江农民从集体分配得到的人均年纯收入，始终没有越过62元，全县的财政收入始终没有超过1310万元。1978年，工业总产值仅为920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8.52%1871552。但是，一种文化既成传统，便会深入人心，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一些晋江人也依然在办“地下工厂”或搞“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割而不断。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晋江源远流长的地域人文传统得到充分发挥，偏居一隅、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晋江在短短20年间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成为福建省首强县。晋江人民找到了一条扎根于晋江社会、经济、地理、历史条件的农村经济发展之路，选择乡镇企业作为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充分发挥侨乡的独特优势，以联户集资的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以侨资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国产小洋货为特征，以外向型经济为目标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利用三闲起步，乡镇企业铺路，三来一补过渡，三资企业上路，统一规划加强引导迈大步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前，晋江的经济发展速度仅为8%；改革开放后的“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速度分别达到18%，24%和58%；进入“九五”计划期间，尽管经济发展的基数较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仍保持在20%左右。199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78.7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增18%；工农业总产值322.7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增18.3%；财政总收入7.4828亿元，比增17.3%；乡镇企业总产值395亿元（现行价），比增19.4%，经济总量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50个晋江县1871567。晋江已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农业县到以工业为主，粗具规模的珠链式侨乡城市的社会转变，从高产穷县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城市的转变。活跃在晋江地区的几万名企业经营者，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正在实现由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变。晋江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当地企业家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晋江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除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外，主要的因素是人。具有强烈投资欲望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对晋江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卓越有成效的经济发展必须灌注一种文化精神，经济起飞需要一种动力和规范因素的文化精神。没有文化精神提供的价值定位，不可能有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秩序；没有文化精神的推动和支撑，也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和起飞。

区域文化是一种宝贵的历史遗产，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人们在考虑经济发展要素时，往往只注意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而看不见除此之外的文化因素。因此，他们在谈论当地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时，津津乐道物产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等等，而忽略了地方文化传统这些非经济的有利条件。其实，一个地方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能构成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有些时候，它甚至会成为一种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人的精神和素质，是一种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地区不同，文化传统精神也不相同。晋江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地区，除了自然条件、环境条件及经济条件不同外，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精神促使他们作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选择。这同样也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这种相同的大环境下，同具有侨乡优势，有些地方却至今仍然乐于守成、缺乏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