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精神的提出与晋江模式的形成、晋江速度的产生并不是同步的，只是在后者已令人瞩目、蜚声海内外时，外界才意识到应当关注它的文化基础、探究它的思想灵魂，晋江人也才返身观照到自己的深层内涵、价值精华。于是才有了关于“晋江精神”的说法。这种“说法”从时间上看，大约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早见《文汇报》1986年4月26日《今日晋江》），从内容特点上看，大致归结为三个层次：一是晋江民众的直观认同：敢试、敢闯、敢拼、敢赢、勇为天下先（其中海外晋江籍同胞对领导层的评价是：谦恭、务实、兢业、团结）。二是外界舆论的现实评说：开拓、进取、创新、求实、不屈不挠。三是晋江决策层的明确认定：诚信、谦恭、团结、拼搏。

我们认为：以上三种“说法”各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在不同程度上，真切、朴实、原则地反映、揭示了“晋江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它的具体形态表征，特别是晋江决策层的明确认定出于高瞻远瞩，立足于较高层次，着眼于未来发展。

毋庸置疑，对晋江精神的研究必须立足于这种较高层次的理解，但需要展开，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