囿于生态环境对生计方式的重要影响，长期以来，新疆少数民族仍旧是以农牧业为主，真正进入都市从事现代化企业工作的人员数量较少。与此同时，这导致少数民族职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民生、就业格局都在转型过程中尚未完成。一项有关新疆少数民族产业工人的研究表明：新疆工业发轫于19世纪末的军工生产，1949年前后只是在乌鲁木齐等地逐渐建立起纺织、钢铁等工业企业。尽管20世纪60、70年代政策支持少数民族工人发展，但招收比例有限。1996年至2002年，全疆单位职工数量从313.6万人降至242.3万人。1978年至2004年，少数民族职工占新疆总职工数的比例在20%～30%1882017。我们可以从上述简单的历史描述中了解到新疆工业发展缓慢，这在产业类型、数量、质量与从业人员的规模变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当我们以新疆喀什棉纺织厂劳工为研究对象时，这里的劳工既不是被抓来强迫服苦役的人，也不是旧社会被抓去做苦工的人。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既不是国外资本主义社会下成长起来“制造同意”心甘情愿被压榨的工人1882018，也不是中国作家夏衍笔下旧社会的包身工，而有着新疆独特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底色。具体来说，维吾尔族劳工是就近就地转移的劳动工人，汉族劳工为由内地和本土工人组成的劳动技术人员。当然，我们在实际研究中，加入了对投资方、管理者、小商贩、教师和医务人员的讨论。这是由于劳工群体在这个小型工厂社区中并不是孤立的，相反，这一小方天地可以容纳工人个体的生老病死。

在西方民族教育的学术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厘清不同时期学者们在理论与现实张力的碰撞中所研磨出的智慧。肇基于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民族教育呼之欲出。时至20世纪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在宏观与微观、国别与国际等维度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理论建构到实践检验，由教育反思到国际比较，民族中的教育问题和教育中的民族问题在21世纪也实现了双向互动1882019。如何在民族教育领域锻造新的研究主题、寻求理论突破和现实关照同样是摆在学者面前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民族众多，一般就中国的大背景而言，我们会将55个少数民族看作人口数量上的少数。然而，在现实具体情境中，汉族也有可能是一个村庄、一个社区、一个特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局部空间中的少数人群。这样一种特殊时空中人数的反转在研究场景、研究人群、文化特征、教育践行上给予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启示1882020。尤其是在社会转型中，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交叉的特殊文本都将成为我们推进探研的不竭动力和学术创新点。从2010年六普数据及最新研究成果来看，新疆汉族以迁移增长为主且大多居住在城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以自然增长为主且较多聚居在乡村1882021。由此，城乡接合部既是经济的汇合处，也是文化的关节点。

当我们言说民族教育时，不仅强调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也在重申教育主体的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民族教育研究的实质是在两种或多种文化教育情境中实现对他者文化的学习与互赏，从而引发对己者文化的反思与自觉。尤其是，当我们谈及劳工教育问题时，一如上文提及的劳工技术教育是通过工厂中师徒关系得以完成的，劳工子女的教育则由喀什棉纺织厂子弟学校承担。这曾经是一个厂办学校，跟工厂劳工的关系十分密切。比如，20世纪80年代厂子校的某领导就是由从江苏来到喀什棉纺织厂总务科管库房的人员担任。90年代的教师，有一位是从喀什地区巴楚县调来的，原因是她的爱人就是工厂机动车间的纺纱工人，由于婚姻关系，工作地点选择就近。2000年以后，一些原喀什棉纺织厂工人的子女通过招考等方式再次进入喀什市第十九中学（原喀什棉纺织厂子校）。以前，他们就在这里上学，后来又成为这里的老师。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也是工厂社区独有的文化特点。于是，这些教育者要么曾经是工厂的工人，要么是工厂工人的家属，要么是工厂工人的子女。无论如何，总是受到工人气息的影响，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也会受到工人身份的陶染。总之，不同层次的教育都和劳动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一章我们来讨论喀什棉纺织厂教育场景中不同民族交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