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长达400多万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生育过程以及同生育有关的文化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原始人的自然生育、生殖崇拜，农业社会追求多生多育、多子多福，到现代社会人们崇尚优生优育、发生生育观念的改变，折射出在生育问题上人们价值观念的不断升华，本质上反映的是文化的变动。这种生育文化的变动，在中外文化发展史上早已引起注意：文化学注意到生育这一范畴表现出的文化的内涵；人口学研究中，也注意到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影响。1662年被誉为“人口学之父”的格兰特《关于死亡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一书发表，揭开人口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序幕。其后人口学沿着具有统计意义和边缘交叉学科两个方向发展下来，而无论哪个方向，都涉及文化，涉及人口与文化变动、发展的研究。不过从发展的角度观察，历史越往近追溯，文化研究对生育关注的程度有所减弱；而人口研究则相反，对文化关注的程度则不断加强。西方关于生育率的理论中，不乏有关于文化的论述，尤其是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布莱托曾将“社会和文化因素”与“夫妇和家庭户特征”、“认知能力”并列为决定生育的“三大基本因素”，给文化以很高的定位。联合国1983年发表的《生育率与家庭》综合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克罗拉邦生育率的下降同经济、教育的发展关系不很大，主要表现出包括文化在内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观察，国外关于生育的文化研究还不很多，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较有影响的，当属宗教文化方面的研究，不同宗教信仰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受到青睐。中国的情况也相类似，虽然早已注意到文化在生育中的作用，形成比较系统的一套传统的生育理念，但是并没有提到生育文化高度认识和作出总结，没有上升到理论和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切实控制人口增长，出现30年来生育率长期持续下降，实践为科学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这种背景下，生育文化被提了出来，并以“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广泛开展为契机，获得迅速的发展。同时，随着近年来文化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中涉及生育方面研究的增多，生育文化研究中出了一些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值得提出的是潘贵玉主编、陈胜利等副主编的《中华生育文化导论》，以及2003年4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的全国生育文化科学讨论会提交的一批论文。这些成果对生育文化的定义、基本范畴、涉及的主要领域、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等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对如何发挥文化因素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中的作用作了实证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建议，代表了目前的研究水平。会议主办单位将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搜集起来，进行了编辑和筛选出版本《论文集》，无疑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是对未来研究的一个实际的推动。

应当看到，尽管生育文化研究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但是无论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都是很不够的，亟须作出深入一步的研究。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立足于学科前沿，合理吸纳国内外研究成果中的科学成分，对生育文化作出反映其本质的科学的抽象，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谓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紧密联系实际，体现生育文化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原则，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中，谋求创新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论文集》的出版不仅是以往研究成果的汇集，表明我们已经走过的路程，而且是一个新的起点，是集众学人研究之所长，向着未来新型生育文化理论的创立而进军的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