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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全球高度观察，在人类长达400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绝大部分时间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状态。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逐渐转入高、低、高阶段，20世纪开始后发达国家总体开始了向低、低、低阶段的过渡，并在后半叶完成了这一过渡，步入老年型社会。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这种过渡，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于世纪之交率先完成这种过渡，对世界人口转变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纵观过去100年和未来100年的人口变动，可以说20世纪是全球人口暴涨的世纪，21世纪则是人口年龄结构走向老龄化的世纪。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总是同时发生的。发达国家对老龄化研究较早，我国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时，便注意并开始了老龄化问题的研究。然而以往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老龄问题的解决上，即如何妥善解决众多老年人口的有所养、有所医、有所教、有所学、有所为、有所乐，满足与日俱增的众多老年人口的生理、心理、文化、交往、发展等的需要问题；忽视或很少注意到老龄化可能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的研究。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列为院重大课题，经过三年潜心研究，完成本专著最终研究成果。
本成果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老龄化与人口发展，为全书的基础部分。通过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回顾和展望，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比分析提供了背景材料。重点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人口转变，世纪之交步入老年型；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作基础并对其中的某些数据作出必要的调整，特别是将漏报的1.81%人口按性别和年龄别回填后，得到200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72，城镇为1.31，农村为2.06的基础数据，作出21世纪人口变动低、中、高三种方案的预测
老龄化对人口变动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不同年龄组群的变动上，特别是15～59岁或15～64岁成年人口、0～14岁少年人口以及6～11岁、12～17岁、18～21岁各年龄组群的变动。因为成年人口变动关系到劳动力的供给和社会被抚养人口比例的变动，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其余各年龄组群人口的变动，决定着每年进入小学、中学和大学人口的数量，要求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与之相适应。预测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升高，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不断降低；进入90年代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更升高到占总人口的65%以上，老年和少年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则下降到0.5以下，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步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代”，或曰“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期。如以从属年龄比低于0.5作标准，这一“人口盈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少被抚养人口即从属年龄比，已从1982年普查时的0.63下降到1990年的0.50，2000年的0.46；中位预测表明，2010年可进一步下降到0.37的最低水平；虽然此后从属年龄比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的速度较慢，2020年可升至0.45，相当于2000年水平；2030年可升至0.48，接近1990年水平。2030～2040年间上升比较显著，2040年可升至0.59；2040年以后则变动不大，2050年略升高至0.61，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水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15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间，正值劳动年龄人口充裕、从属年龄人口比处在低谷的“人口盈利”期，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盈利”的有利时机加快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人口盈利”期过后便是从属年龄比上升较快的“人口亏损”期，在“盈利”期就要筹划如何以“盈”抵“亏”、以“利”补“损”的方略，不能只分享眼前的“红利”而不顾及日后的“亏损”。
第二部分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主要分析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通过构建人口—经济动态模型，对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出趋势性的判断，重点阐发如下。
（1）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储蓄水平的关系。利用1978年以来有关人均GDP、储蓄水平、储蓄率、人口年龄变动等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和储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均储蓄水平与人均GDP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和线性关系，与老龄化不具有线性关系；从对数模型的检验得知，储蓄水平的对数与老年人口比重之间具有弱的线性关系，反映了老年人口比重与人均储蓄水平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通过对储蓄率与老年人口比重的双对数模型检验可知，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表明它们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参数估计可见，老年人口比重每增长1%，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动对储蓄率富有弹性，劳动年龄人口每增长1%，储蓄率可提高1.47个百分点。因此，劳动力投入的变动对储蓄和投资的变动影响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动弹性相对较小。
（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的影响。通过双标准化分析发现，我国20世纪90年代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主要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年龄别劳动参与模式的变动引起的，特别是较低年龄组群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引发的。在考虑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变动的情况下，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资源进行预测结果显示：由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44岁所占比例逐渐降低，而45～64岁相对较高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例逐渐升高，即使未来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水平不变，劳动参与率也将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45年以后，这种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值得重视。考虑劳动参与模型的未来劳动供给变动趋势与以往仅仅依据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的差异，劳动力供给开始减少的时间将要提前，而下降的速度也要更快一些。
（3）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利用1978年以来人口、GDP和消费的统计数据，对含有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数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978～2000年我国人均消费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包括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在内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而从对数线性模型的估计检验结果得知，在不考虑人均收入水平影响情况下，消费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比重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为了更好地分析决定消费的因素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研究提出并采用标准消费人的计量方法，构建一个隐含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检验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得到的消费函数更加优越，解决了老龄化对消费变动数理计算难题。
（4）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模拟。提出并构建了可计算的含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经济动态模型，利用该模型对未来不同人口下的经济增长进行模拟，结果显示：老龄化程度较高、上升速度较快，其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比较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比较慢；反之老龄化程度较低、上升的速度较慢，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比较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比较快。在模型模拟分析中，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对消费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无论在何种消费函数下，都以人口低方案下的高度老龄化的产出能力为最低，中方案次之，高方案为最高。以不含滞后消费变量的消费函数为例，2020年低、中、高三种方案产出之比为1.00∶1.35∶1.35，2040年为1.00∶2.20∶2.24。从产出角度看，到2035年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相比，其产出值可相差近1倍，2050年可相差1.5倍，时间越长落差越大。虽然中方案与高方案之间产出相差不大，但是人口数量却相差不少，中方案兼顾了人口数量控制和产出的较快增长，是着眼于人口与经济共同发展比较理想的方案；而低方案人均产出增长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远不及中方案和高方案为高。由此看来，一味地追求过低的生育率不仅为人口本身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所不容许，而且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不利的，长远的生育率变动应保持在接近更替的水平上。
（5）人口老龄化与收入分配。国际社会一般将支付老年的退休金等费用占国民收入的10%或工资总额的29%定为“警戒线”，超过这一“警戒线”将使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中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4%上升到了1993年的3.7%，13年间上升了2.3个百分点；预测2025～2030年可超过10%，占工资总额可达30%左右，逼近或突破上述“警戒线”。然而此时距离老龄化峰值的到来尚有20多年的时间，足见问题之严重，对“人口亏损”必须有足够的估量。
第三部分老龄化与社会发展，阐述和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障、科技进步、制度建设、社区发展、文化生活、婚姻和家庭等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的全社会到中观社区、再到微观的家庭，作出多层面、多视角的不同分析；从国外的一般经验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力求将国外成功经验与我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和结构。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养老保障体系。然而由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福利国家的老年社会保障已经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暴露出种种弊端。我国一是基于“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没有条件实施像西方国家那样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二是鉴于当代“福利国家砍福利”的教训，也不应该走那条道路。从实际出发，我们提出走渐进式、逐步扩展的养老保障路子。前已述及，21世纪前20年为人口老龄化推进较慢时期，在此期间内逐步形成包括集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于一体的养老社会保障框架；2020～2040年为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并进入严重阶段，主要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和制度建设；2040～2050年人口老龄化速度减慢并趋于稳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相对稳定，只对个别不适宜部分作出相应的调整。实施这一渐进式养老保障改革方案，关键是基本框架建立的前20年，而这20年或再长一些时间，正值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应当说拿出“人口盈利”中的一部分构建养老保障框架是有条件的。毫无疑问，构建全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加大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投资，政府扮演社会保障主角各国概莫能外；然而从“未富先老”的客观实际出发，还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各种潜力，走改革的路子。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城乡养老保障改革建议。
（1）建立农村责任田养老基地。当前除“五保户”和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外，广大农村还没有社会化养老保障，基本依靠老年人自我劳动和家庭供养。从长远发展角度观察，将来的社会养老保障要将农村纳入其中；这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力量限制的情况下，就要挖掘其他方面的潜力。农村一般老年人个人积蓄不多，走商业化养老保险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但是农村老年人同其他人一样，拥有一份责任田。尽管在法律上，责任田不属于个人所有，是一种使用权和经营权；但是因其具有使用价值，转让这种使用价值便可带来财富的创造，因而也可以将其视为“财产”而发挥养老保障作用。具体办法是：依据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多少，60岁以上老年人可将其责任田的一部分或全部，入股带到农村老年责任田基地；基地是社会化养老组织，组织低龄老年人和其他志愿者从事生产劳动和经营，取得经济收入，供给基地老年人生活和消费。基地主旨是通过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使其成为养老资产；盘活农村老年劳动力资源，用老年人口中较低年龄组群的集体劳动力量，克服老年个体体力上的不足，创立一种不需要额外投入即可实现基本养老的组织形式。
（2）创建城镇房产养老保险。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目前我国城镇中多数老年人口享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障，按时领取离退休金；也有部分城镇老年人口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排斥在离退休制度之外，不能享有离退休金。这部分老年人收入低、积蓄很少、生活比较困难。如何解决？调查表明，虽然他们现金储蓄较少，但是许多人拥有自己的一份房产，尽管房屋的质量一般不是很高。故可采取类似农村责任田养老基地办法，城镇老年人口也可以将属于自己的房屋财产投资到城镇养老保险专业公司，按照房屋的数量和质量作价入股，再按照股份多少按时领取养老金。房屋作价入股，可以采取：①出让式——老年人口将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屋作价卖给养老保险专业公司，等于以出卖房产作价投保养老保险，出让后老年人将不再拥有房屋的产权和继承权；②期货式——城镇老年人口将属于自己产权的房产作价交付专业养老保险公司，但保留一定期间内的老年人的居住权（如保留到老年人去世为止），不保留房屋产权和继承权。实际上，等于专业养老保险公司预付一笔资金给老年房屋所有者作为股金投保，类似作期货交易一样；③典当式——既保留老年人口对原有房屋的产权，又保留将来的继承权，只是将若干面积的房屋出租给养老保险专业公司，保险公司以养老金形式支付给老年一定的费用。类似在当铺里典当东西一样，等到老年人口去世后，再由家人赎回来。由于房产养老方式不同，相同数量和质量的房屋入股专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回报率也不同，第一种高于第二种，第二种高于第三种。
其二，在全面分析老龄化对科技进步影响基础上，论证了重视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积极意义。迄今为止，人口老龄化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和作用，认识上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老龄化的影响是二重的：一方面，老年人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不断增长，而老年人才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具有不需要培训、成本低和实用性较强等优点，能够也应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老龄化的加深和用在老年人口方面投资的不断加大，会影响科学、教育、技术改造投资的增长；同时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知识、技术的老化，阻碍着技术的进步。综合两方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开发和利用好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才的作用。据统计，目前全国城镇4000多万离退休老年人口中有500多万各种类型人才，仅有不到20%继续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形成老年人才资源的很大浪费。我们应当重视这一人力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好老年人才资源。
其三，通过中外对比，阐述老龄化对社区发展的影响，提出老龄社区建设新思路。人们从生产力、居住和行政等不同角度来划分社区，我国多以行政区划来划分，政府主导色彩浓厚，使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实践表明，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社会生活最主要的场所，无论生活照料、医疗保健，还是精神慰藉、文化生活，都离不开社区，老龄化呼唤社区加快发展。从我国实际出发，加快老龄社区发展除了政府重视、增加投资、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外，当前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老年住宅建设和社区环境改造。住房要适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从楼房高度、采光到地板防滑，从门锁开关、无障碍通行到报警器装置，都要适应老年需要，力求简单、适用、方便、安全，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无论是居家养老的老年家庭，还是农村责任田基地、城镇房产养老老年人聚居社区，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老年住宅家庭和社区环境进行改造和整治。这种改造和整治成本不高，但却能够满足老年人生活起居、文体活动和社区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需要，使社区成为老年人生活的第二个家庭。
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志愿者服务发展很快，成为许多国家老年社区服务的主力军，1985年联合国将每年的12月5日定为“国际志愿者日”。近年来，我国也开始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1994年共青团中央领导创办“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开中国志愿者服务先河。但是从总体上看，一是志愿者服务的规模小，整个社会的志愿者服务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二是服务项目过少，服务的范围也有限；三是志愿者服务不够规范，活动也带有临时性质，不能持之以恒。在人口老龄化加深、家庭小型化和老年空巢家庭增多的过程中，目前英、法、德等国老年空巢家庭占到70%～80%，我国北京、上海、广州、苏州等大城市也已经占1/3以上，迫切需要加强社区服务。社区服务除了要有一批专业性质的“正规军”外，大量的志愿者服务队伍也是不可替代的。
试验和推进“时间储蓄银行”。20世纪末，人口和社会学研究提出时间储蓄概念：用成年时期的业余时间为老年人提供劳务，将劳务时间记录下来并储存到时间储蓄银行，待到老年退休后再从中提取相应时间的劳务。尽管劳动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单纯的时间计量不够准确；从时间储蓄银行提取劳务也不像提取现金那样方便，新的劳务提供者是否愿意、能否提供相应的劳务，还存在不少的技术问题等，但是这种转换社会劳务的时间储蓄银行（通过社区）提供一个路径：成年人口可以通过储存自己的劳务时间，有效解决未来老年的劳务需求问题。我们应当通过试验不断总结经验，大胆推进，开辟一条提供劳务转换的新路子。
其四，老龄化对老年婚姻和家庭的影响，最值得关注的是老年的再婚问题和老年家庭规模的缩小问题。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数量剧增，使老年婚姻问题凸显出来，特别是老年人的再婚问题。实践证明，一方面老年人特别是较低年龄组群老年人仍有一定的性需求，爱情仍然是婚姻的基础；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婚姻又不完全取决于性爱，很大程度上为了消除孤独寂寞、生活互助、找个可以依靠的老伴儿而已。北京市等的调查表明，65岁以上女性老年人口丧偶率在40%以上，出于找个老伴儿一起生活需要的再婚率很高。然而由于婚后子女、财产等的矛盾，造成老年离婚率持续攀升的现状；同时许多老年人再婚没有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是同居补充式的婚姻，有的甚至是时来时走的“走婚”式婚姻，处于很不稳定状态。与不稳定婚姻相关联的是家庭的不稳定和小型化趋势。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使老年单身家庭、只有老年夫妇家庭上升很快，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发生危机，甚至有的地方老年人不愿忍受子女歧视而弃家出走，许多老年人聚居在河滩、河堤上，成为自食其力的“躲儿庄”。拯救濒临崩溃的老年家庭，是社会道德建设发出的呼吁，也是社会法治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五，老龄化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需要将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主要的，一是反映老年生活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电影、绘画、音乐、舞蹈等的大量增加，新闻媒体开辟反映老年生活专题如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报纸杂志“老龄之家”、“老年之友”一类专栏的大量增加。随着老龄化的加深，这类老年文化还会继续扩展，以反映老年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新的精神风貌。二是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带动老年教育和终生教育的迅速发展。自20世纪20年代末英国人提出成人教育和60年代法国教育家林格兰特（P.lengrand）提出终生教育以来，包括老年教育在内的终生教育率先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也获得迅速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年教育发展起来，特别是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老年大学，集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于一堂，习琴棋书画、音乐舞蹈于一体，形成独具一格的老年大学文化，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三是老龄化加速发展提出重新认识和评价“孝文化”问题。“孝”作为观念意义上的文化，源远流长、影响至深。我们应当继承和高扬传统“孝文化”中敬孝父母的合理内核，将其融入现代发展理念实现在更高意义上的复归；同时应当扬弃封建的糟粕，实现代际平等、代际民主、代际和谐符合现代文明道德准则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新的“孝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