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科学家考证，人类进化发展已有400多万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过去的100年和现在已经开始的100年，无疑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百年。而从人口变动角度观察，可以说，20世纪是人口暴涨的世纪，21世纪则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面对这一情势，发达国家忧虑少子高龄化数十年，发展中国家也逐渐体验到老龄化的含义，生育率率先下降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体验到老龄化意味着什么，应当怎样做和做些什么。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总体人口还有一定的增长势能，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另一方面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长期持续地下降，人口年龄结构于世纪之交步入老年型，并将以比较快的速度挺进到老龄化水平较高国家行列，具有自己的一些明显特点。众所周知，人口学就是依据人口的不同年龄结构，将某总体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基本类型。对于一个要实现零增长的国家来说，一定程度的老龄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龄化并不是消极的，应当积极应对。同时也必须承认，从长远发展态势观察，老龄化和老年负担系数的攀升，必然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某些方面的不利影响，需要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抉择。

中国宣布了“十一五”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面临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基本态势。经济转轨，包括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步已经基本完成，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包括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已开始并在加大实施的力度，不过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社会转型，由过去的政府主导型转变到公共服务型，这是一个社会观念和职能的转变，需要不断提高认识和深化改革，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口转变，前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着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再向着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现在的人口转变是进入低、低、低后的进一步转变，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转变，亦可称之为后人口转变。大同小异的人口预测表明，21世纪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可增长到2017年前后，届时可达10亿左右；所占比例2009年可达最高峰值，超过72%。这一态势规定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总抚养比（从属年龄比）2030年之前可保持在0.5以下，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我们理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老龄化在累进地推进，无论是老年人口比例、年龄中位数还是老年与少年人口之比，均呈加速上升趋势。预计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达12%、2050年可达23%左右，成为仅次于发达国家、居发展中国家最高水平的国家。面对加速推进的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挑战，特别是建立健全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确保安全度过老龄化严重阶段；另一方面要科学估量老龄化可能给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发挥人口转变对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有利影响，而将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受中国人口学会委托、由姚远教授主持并完成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老年人口问题研究》，继2004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研究报告之后，又一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的新作，从多视角、多层面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老龄问题，作出有自己独立见解的阐发，相信会在繁荣人口科学和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