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前放着五本论著：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张维庆主编《新人口礼赞——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回顾与展望》，杨魁孚等主编《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易富贤著《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以及〔美〕J.艾尔德（JohnAird）的《屠杀无辜》。这五本论著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作出阐释，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总体上说，前三本持肯定的态度，后两本持否定的态度，只是肯定或否定的方面、重点、程度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其实，除个别人由于所站立场不同外，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持有不同的观点本属正常。他们或者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看到或听到某些违法违纪现象的报导，或听信反对派理论“权威”的宣传，感到不理解、不赞同甚至得出主要靠强迫命令推行的结论。但是一旦了解事情真相和看到实事求是的理论阐述之后，便很容易转变他们的观点，甚至成为这一政策的宣传员。举个例子，1980年5月，首次以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名义一行五人出席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中国人口分析会。在那次会上，J.艾尔德便手拿两份地方报纸，提出异义和质问。一是某省某村一农户因拒交计划外生育费被当地干部拿走犁、锄等农用工具的报导，质问没有了农具农民如何生产？没有办法只好变卖家当交费，证明中国推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强迫命令的结果。二是说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靠，认为是政府导演、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人为编造出来的。关于后一点，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当即指出：中国人口数据基本上是可信的，因为中国有延续几千年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户口簿（本）”，登记造册全家人口，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与户主的关系等基本内容。此外，在过去二三十年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有按年或按月发放的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购物卷（工业卷）等生活必需品票证，每个人都不能遗漏，遗漏了维持吃穿等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就失去保障，客观上起到人口统计的佐证作用。中国这样的人口统计和管理办法，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的人口统计质量至少不比美国差。我们的发言赢得与会者的赞同，也引起人们对美国人口统计准确性的议论，纷纷对他们电话访谈一类调查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关于前一点，会议中间休息喝咖啡时，一位对中国人口问题颇感兴趣的在读博士生问我：J.艾尔德讲的是不是事实，有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向她解释三点：第一，中国推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历来强调把宣传教育放在第一位，讲清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控制人口增长的道理；第二，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千米陆地面积、将近10亿人口（1980年内地人口9.87亿）的国家，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发生点儿这样那样的事情不足为怪。J.艾尔德列举的事情可能是有的，还可能再找出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再多能占全国1.7亿农户多大比例？恐怕连万分之一也占不到吧！为什么要用个别代替一般呢？这种以点盖面的做法是不严肃的，也是不科学的；第三，即使是个别的现象，中国政府和从事人口计生工作的干部也十分重视，强调各级政府要下大力量纠正。这位博士生听了我的话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找J.艾尔德辩论，弄得J.艾尔德无言以对。从此她对中国的人口政策有了自己的理解，后来她到中国来学习考察一年有余，用她亲身的感受讲述中国的人口政策，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可谓由不知论者转变到知之论者的典型一例。

基于这样的认识，实事求是地阐述中国人口政策提出和制定的社会背景、理论依据、主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实施的效果，开展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论很有必要。因为讨论和争论，对推动真理探讨和学术进步是有益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嘛！可悲的是，以往包括人口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问题的讨论、争论和争鸣，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很不够，相反动辄就扣帽子、打棍子，以至于学术进步需要的学派难以形成，个人之间的偏见和成见却不少。为了扭转这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局面，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与于光远先生之间，曾经相约进行过关于价值论窄派与宽派彼此指名道姓的争论，用自己的行动带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实施；然而不幸的是，争论刚刚进行一个回合，孙冶方先生便与世长辞了。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而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会妨碍学术的自由讨论、发展和繁荣。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本人主张，讨论和争论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为了探讨真理、推动学术进步，重点不在谁对谁错，更不在谁“左”谁“右”之争；二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言应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不赞成在既不了解情况又不占有充足资料的情况下，就凭“想当然”大发议论；三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对方之长补己之短。这“三要”似乎是题外的话，但是在以往的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中，确实存在着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充足资料而大发议论的情况，以至于形成某些问题上的以讹传讹。这种不知而无畏的精神不可长，因为它违背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容易误导和走进误区。

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府便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50年代后期有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辩论，60年代前期主要在城市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计划生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无政府主义冲击而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到70年代全国人口突破8亿以后，才有较大的起色，中国的人口政策在起伏跌宕中艰难起步和向前推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事业发展的春天。以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为契机，揭开人口理论拨乱反正新的篇章，人口研究空前活跃起来。不仅一批研究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工作者转入人口研究，有见地的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捷足先登加入进来，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作出多种方案的预测。中央对当时人口研究提出的问题和未来人口变动发展趋势研究很重视，1980年3～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座谈会，连续开了五次，定下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这是理解和研究中国人口政策的关键和枢纽。本人作为该座谈会参与者和会议报告起草者，经历座谈会全过程，尤其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智商下降、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四二一”家庭结构等敏感问题，在《报告》和《附件》中作了专门的阐发。然而本人对这些，28年来却始终守口如瓶，恪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准则。其间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不断发表一些内部或公开的论著，说当年没有考虑人口老龄化严重影响者有之，说没有考虑长远劳动力供给短缺者有之，说没有考虑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一”结构者也有之，把当时的人口决策说成过于草率，甚至是“拍脑袋”的结果。如果真的是没有考虑，那么“过于草率”的指责就是合理的、应该的；问题在于当时不是“没有考虑”，而是考虑得比提出的问题还要多，可以说，今天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时几乎都有所涉及，因而用“过于草率”、“拍脑袋”概括是不符合实际的。如今，一是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人口素质和结构方面的各种问题相继浮出水面，许多问题牵涉当年的决策，需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时间已经过去将近30年，当年讨论的问题已无秘密可言；而且，越是弄清楚当年讨论的情况和为什么作出那样的决策选择，越是有利于对人口政策的全面了解，更好地把握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趋势。三是参加当年座谈会的学者本来就不多，如今几位老先生已相继离开我们而去；而且参与核心工作的学者更少，有时少到只有一二个人。笔者作为参与核心工作的学者之一，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提供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研究参考。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是在60年一个甲子循环中，前30年与后30年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本人以为，一部中国现代史可用三个30年概括：第一个30年，以1919年发生在北京（当时称北平）的“五四运动”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国人民用30年时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第二个30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止。这一时期，经济上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艰难地推进工业化；政治上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不断革命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第三个30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这一时期经济上摆脱计划经济束缚，逐步建立和完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上强调民主法治建设、开辟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新阶段。以第二个30年和第三个30年比较，前者强调的是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后者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河东”与“河西”泾渭分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从“河东”到“河西”转变的背景、原因、过程和效果，注意转变过程中中间环节的不可替代性。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有的同志率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后来发展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是更具长远意义上的突破。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就不能用后来确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要求前期的改革一步到位、早就应该提出市场经济，需知那时提出商品经济和“两种调节”是何等艰难、需要何等的理论勇气！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对以往人口政策的评论也应如此，要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而不能运用“倒过来”的眼光和方法论。

作为曾经参与过去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工作，现今仍关心和研究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政策走向的一名学人，平心而论，二三十年前还没有哪一项政策有过如此开放式的民主讨论，如能将讨论的情况和作出选择的原委再现出来，对于澄清事实，促进人口政策研究的深入，总可以起正本清源、弄清政策来龙去脉的作用。笔者这样说，并不等于当年一切问题都讨论得尽善尽美、做得天衣无缝。不是的。人口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再好的人口政策，再准确的人口预测，也要在实践中验证和不断修正完善。对以往人口政策的阐发，本人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准则，反映当年讨论和决策之原貌；重点在如何决策、怎样决策的研究上，一般情况下尽量不涉及个人。对当前和未来人口政策的阐发，主要是本人研究和本人主持的研究课题取得的成果，不代表任何组织和其他任何人，属纯学术性质的研究和探讨。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笔者在30多年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中，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研究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感触颇深。古稀之年，一个愿望在心中回绕多年，就是要把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口政策的提出、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整理出来，并且纳入人口科学研究视野，将其奉献给13亿中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关心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各界人士。10年前笔者所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且再版印刷，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关系中总体人口与消费、劳动年龄人口与就业、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素质与科技进步、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矛盾和问题，以及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初步提出和阐述了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些思路。《大国之路——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可视为它的姊妹篇，给出以往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轨迹、当前政策的具体分析和未来面临的政策选择。副标题之所以取名“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是因为本人实为一名学人，全书均为站在学术视角作出的分析和探讨。不言而喻，这样的分析和探讨是否科学，能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只能随着时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流转，答案也就自然地流淌出来。